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持续发酵。对于“为了孩子学苑”这样一家第三方运营机构，是否具备运营资质也成了各界议论的焦点。而此类幼托性质的亲子园如何界定“身份”，似乎仍是管理的“真空地带”。11月9日，国内熟悉幼托事项的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幼托机构有别于一般的教育机构，原则上妇联、教育、卫计委等部门都会有相应的审批和管辖职权，但究竟由谁监管并不明晰。
据新华社援引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观点表示，随着二孩政策落地，社会对于儿童抚育需求日增，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存在孩子多而幼托班学位少的现状，0~3岁的托幼资源更是短缺。但是大力发展3岁以下婴儿照料机构的同时必须恪守底线、确保正规，幼师等人员任用更不能“拉到篮子里都是菜”。
幼托运营方资质受质疑
11月9日，携程方面对记者表示，携程亲子中心成立于2016年2月，当时是试运营。随后被当地教育局叫停，主要原因是没有取得行政许可。2016年4月，携程亲子园经过整改，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下属“为了孩子学苑”管理，正式对携程员工运营。亲子园通过验收，成为上海市总工会首批挂牌的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试点之一，也是首批上海市政府幼托实事项目之一。不过，携程副总裁施琦在公开回复中也坦言，亲子园项目并没有实际的资质认定，“幼托资质从来没有过，我们依靠的也只是政府项目认证。”
而据上海市妇联11月8日晚的公开回应：“携程亲子园是携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幼机构，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为了孩子学苑）日常运营管理，自2016年春节后正式运营。《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属独立法人单位。”也就是说，杂志社的读者服务部，即“为了孩子学苑”系携程亲子园的承办方，与携程之间属委托运营管理关系。携程亲子园项目负责人张葆葆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们（携程亲子园）是符合规定在做这件事情的，具备相关资质。”
但根据上海工商部门的公开信息，《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其经营范围与教育最相关的仅为“育儿保健咨询”和“开展有益于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活动”，并不明确包括教育培训。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在11月8日回应，称该托幼所未在教育部门备案，不属于正规的教育机构，而是携程内部职工子女的托管点，工作由妇联来指导，如果有师资培训的需求，教育部门才会协助。
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党办主任邓丹萍表示，携程亲子园是当地的一个幼儿社区托管点，由当地妇女联合会牵头举办，“这个幼儿园属于幼儿托管点，并不是教委这边颁发许可证的。”既然所谓提供幼儿托管的“亲子中心”并非教育部门认定，那其运营资质从何而来？相关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实际上，幼托机构如何认定并不明确，导致开办机构需要哪些审批并不统一，目前所谓资质都是相应部门单方面、不正式的。
监管部门存在不确定性
携程方面回复记者表示，在本次事件中，亲子园委托第三方机构“为了孩子学苑”进行运营，该机构具备开展有益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活动的资质（营业执照上包含该信息）。具体的定价和日常管理、招聘培训、运营规范均由“为了孩子学苑”自行负责。
对此，新华社报道中指出，如今0~3岁托幼机构的主办者主要包括地方妇联、卫生计生、总工会等部门和团体，监管也是“谁办谁管”。而幼托行业的界定模糊，也导致了其监管部门存在不确定性。理论上，出现了问题，相应部门都可以监管，但实际上，主体管理部门是谁并不明确。
专注研究儿童青少年问题的上海社会科院包蕾萍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当前，幼儿托管照料的社会需求非常大，企业兴办社会化照料机构的积极性需要保护，主管部门和专业化机构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指导。
包蕾萍同时还指出，公共服务是需要付出和奉献的社会性工作，当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规范管理。相关部门应在营造政策环境的同时，对社会托幼照料机构进行扶持，并加大调研力度，制定明确、科学的规范、标准及监管办法。
幼托市场：需求大小机构成群
携程事件的背后，是整个幼托市场的乱象。首师大学前教育学院教师冯静表示，早年的央企国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幼儿园托管机构，但随着改制，这些都剥离出去了，导致学前教育供给减少。而另一方面，随着家长教育理念的更新和二胎政策的放开，需求又急剧增大。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0~3岁的幼托早教目前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一是因为很多80、90后不喜欢爷爷奶奶来管小孩，隔代抚养问题大；二是家长认为幼托早教班是锻炼儿童社交能力的好地方，比放在家里更合适。
国家卫计委2016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近8成婴幼儿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近一半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祖辈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上升。即便是心甘情愿看管孩子的老人，也因为年龄大、身体差等原因常常力不从心。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托育服务严重短缺。调查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幼托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目前，中国幼托市场却非常分散，鱼龙混杂，少有大企业进入。“大的公司几乎没有，小的机构遍地开花，就跟路边的餐饮馆子一样。”北京市一家早教机构的负责人高彤表示。根据其介绍，幼托目前主要是个体户和小企业做，没有大企业愿意介入。理由是目前这块监管属于空白（教育部只管3岁以上的教育），政策不确定性太大。虽然法无禁止皆可为，只需要工商执照就可以，但一旦监管介入，说取缔就取缔，投入的资金就可能打水漂。
市场分散，监管困难，导致幼托早教市场乱象丛生，而直接跟孩子对接的早教服务人员的素质和薪酬问题，则成为包括携程亲子中心在内的多起虐童案的导火索。高彤表示，在一线城市要开一家亲子中心，厂地的租金是最大的成本，加上设备、装修、营销等，占到总成本的七八成，而这些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剩下的就是人力成本，公司如果要想实现更多的利润，只能往人力上压榨，这导致这一行业从业人员普遍专业素质偏低。“市场需求很大，但从业人员工资低，流动性高，正规专业毕业的，没有几个愿意长时间从事早教行业。”高彤表示。
高彤说：“这次携程事件，因为携程也算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加上这事在网络上传播太广，所以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但其实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种虐童事件，很有可能经常在发生，只不过没有受到大家关注而已。”
幼托机构设立标准尚未明确
携程事件折射出的是，在保障婴幼儿托管服务这一难点上，如何办出令家长满意的幼托机构？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包括携程亲子园在内，共有59家职工亲子工作室及26家社区街道幼儿托管点，那么，其他企业的职工亲子工作室的运营模式是否与携程亲子园相同？是第三方运营还是自己开办？
此外，今年以来，多地出台措施鼓励企事业单位自办幼托机构。除了此次相关的上海总工会发布的《上海“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山西省公布《山西省“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旨在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加大对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的扶持力度。安徽省公布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7~2020年），明确支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扩大特殊学前教育资源。深圳市也通过对《深圳市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设置标准》的修订，探索举办规模较小、服务形式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机构，鼓励包括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多途径、多形式参与办学。
幼托行业管理体系待完善
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背后是暴露的是整个幼托行业的焦虑，关键的争议在于承办方和相关责任人的资质、相关部门对托幼机构的监管问题、社会需求和教育资源不平衡等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学前教育服务政策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但在保障婴幼儿托管服务这一难点上，市场供应为何不足？对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业进向记者表示，问题的症结在幼教市场进入壁垒。当前的学前幼儿教育市场是一个管制严厉的市场，因此是竞争极为不充分的市场。
刘业进认为，“当务之急是取消开办学前教育机构的许可证制度，只要具备公开的资质要求，公办学校、私人企业、非营利组织均可进入幼教市场，这意味着学前教育市场的准入自由。只有靠市场准入自由，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学前教育服务质量的提升。”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发展与管理系主任助理钟瑞军则表示，政府机构的行政许可必须要有法律的许可。但目前没有法律规定这样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托管机构的设立标准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办学条件才符合标准，所以行政机关本身就没有权力来对类似携程亲子园这样的机构发证。
对此，钟瑞军表示，目前迫切需要中国的立法部门和教育部等教育主管部门尽快对3岁以下的寄托机构的现状、问题及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做法加以总结，颁布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让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有法可依。“也让有意从事这一行业的个人或机构可以成立合法合规运作完善的寄托机构，并在充分的市场准入的情况下展开充分竞争。以破除目前只有公立机构才可以办理寄托机构的现状。”
那么，未来应该以何种方式促进有条件的企业自办幼儿园，如何确定幼儿园教育行业的标准和执行？对此，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博士认为，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相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是最少的。建议中央和地方财政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保障和促进学前教育发展。如果企业以促进职工福利为目的办园，政府应该予以一定的支持、鼓励，并规范其办园行为，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
（编辑组稿/毕晓宁）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