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屡屡发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呼吁尽快填补机构监管漏洞之外，更多讨论聚焦于其折射出的中国3岁以下托育服务严重供给不足的现实。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托育需求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托育机构匮乏、标准制度缺失，监管部门混乱，托育市场“发育不良”现状凸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幼有所育”，谁来育、怎么育，已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入托难”成家长心病
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入托无门”成为很多0岁到3岁幼儿家长的心病。
北京市民刘先生两年前就遭遇这样的困扰，由于他的孩子是11月份出生，当年不满足3周岁才能上幼儿园的条件，在找了几所公立幼儿园无望后，不得已刘先生把孩子放到了小区里的“家庭托儿所”，然而，上了不到3个月，该园因为没有相关资质而停办。“没办法，只好靠‘两边老人轮流值班、保姆随时更换、家里安装摄像头’等方式，熬到小孩3岁才上了幼儿园。”刘先生说。
入托难，已成为各地面临的共性问题。据上海市妇联2017年初的调查，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上海有超过10万的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而上海市集办系统与民办系统合计招收幼儿数仅为1.4万名。
“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在一段时期里降低了托儿需求，使托儿所的消失暂时没有呈现出太大影响，但如今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家庭结构的改变，中国的托育难题急剧显现出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说。
面对规模极其有限的托育市场，家长们的选择充满无奈。多位家长反映，少数具有办学许可的民办托儿所，硬件一般，名额却长期供不应求；一些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名义注册的早教机构，实际是违规从事婴幼儿日托服务，随时有关门风险；而家庭作坊式的托育点，卫生、消防等方面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威胁到孩子人身安全。
托育市场“发育不良”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中国托育市场整体面临机构数量不足、服务管理缺失、政策支持不够等问题。
公办缺位。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大量事业单位办的福利性托儿所被裁减。随着二孩出生带来的学前教育资源紧张，很多地方公立幼儿园也陆续取消原本针对两三岁儿童的“托班”，公办托育服务进一步萎缩。以上海为例，2015年全市独立设置托儿所仅35所，比2011年减少21所；在0~3岁80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民办缺“路”。上海一位退休幼儿园园长陆女士此前被某民办托育机构找来创办托班，但过程却充满曲折。在向教育局申请行政许可未果后，她又陆续找了妇联、卫计委等部门，但均表示不归本部门管，半年过去，至今没有办成。“没有部门发证，也没有部门监管。想办个托儿所最后不知道该找谁。”陆女士说。
据了解，中国托育市场目前尚无明确的审批和管理部门，多地教育部门称，学前教育从3岁开始，0~3岁的托育不归其主管，早已停止发放托儿所牌照。一些创办者由于拿不到教育许可，转而去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机构”名义办理营业执照，把托班先开起来。但工商部门又表示，教育咨询机构不具备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资格。复杂的创办流程让民办机构望而却步。
标准缺失。由于缺乏准入、评定、考核等标准，市场上托育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托育点设置在居民区内，有个三居室的单元房就能开班，师资力量有的靠无保育资质的家政保姆。而如果按照幼儿园建设标准，很难有企业点、社区点能够达标。携程方面就曾表示，幼儿园对班级规模、占地标准等有很高要求，在商务楼办公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做到。
政府主导、民办同步
专家建议，应明确托育的公共服务地位，统筹整合管理机制，完善相关政策支持，构建主体多元、性质多样、服务灵活的市场体系，更好实现“幼有所育”。
“近年来，中国托育服务供给长期处于‘部门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失职、家负全责’的失衡状态，当务之急是将托育服务上升为国家行为。”杨菊华建议，应将托育服务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具体负责职能部门，利用整合卫生计生、教育、民政、人社、税收、工商等部门资源，为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贵州省幼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剑辉建议，应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事业，在现有公办幼儿园增设托管班，明确将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同时，出台婴幼儿托育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规范，推动行业发展有章可循。
“应鼓励有资质的主体开办托儿所、托育中心、邻托服务等，对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在自有场地内建托育设施要给予政策支持。”广州市政协委员简瑞燕建议，降低准入门槛，公平对待并扶持民营托育机构。
（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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