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双手举起相机，背弓着，膝盖微曲，眯着的左眼藏在取景器后。自7月起连续49天里，他的这种姿势被定格在上海一间展览馆的墙上。在过去的59年中，他举着徕卡相机，以这样的姿势定格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位第一个进入新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他那双躲在镜头后的眼睛带他凝视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端详过长衫、布袄、列宁装、的确良衬衫，见证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捕捉过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起起伏伏。直到今年8月的一天，低垂的眉眼再没睁开。
有西方媒体评价，如果想看1949年后的中国，就去翻马克·吕布的照片。他的镜头里藏着一个时间轴，拉出来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也有研究者认为，他传递出的中国图景“并非全貌”。
“没有什么能比把一个国家同她自己相比较，抓住差异并试图连贯其间的脉络更说明问题。”谈起他记录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爱徒，摄影大师布列松曾这样评价。“我喜欢看着一个国家长大。”2010年，这位老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时，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句话。那年，他已经87岁了，“请求”好友带他登顶上海大厦，拍摄黄浦江对面的浦东。
马克·吕布抖动着手，从怀里摸出相机，远眺他非常熟悉的视野。上世纪50年代穿着老式棉袄行走的人群在他的取景器里出现过。他弓着背、两腿微曲、眯起左眼。上世纪80年代夜色里行色匆匆的人流被他记录过。他缓缓端起相机。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在他的镜头里还只有几栋高楼立在对岸。在零摄氏度以下的雨天，马克·吕布拍了近30分钟。对岸林立的高楼在云彩里若隐若现，名声大噪的陆家嘴已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他的中国徒弟肖全注意到，“那双拿起盘子时一直抖的手，端起相机时却纹丝不动”。
1957年新年第一天，一位33岁的男子迫不及待地登上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火车。在这趟列车上，这位高鼻梁的法国人膝盖微曲，将镜头对准了一名中国妇女。竖幅黑白照片上，身穿长衫的妇女挽着发髻，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歪着头、倚在座位上，露出一段光洁的小腿，神情疲惫，却安宁、平静。这是马克·吕布拍摄的第一张中国照片，外媒用“动乱中看见优雅的东方美”来形容图片呈现的内容。
自新中国成立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处在外交“冷战时期”的西方大国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毫不知情”。马克·吕布采访周恩来时得知，195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因为他“不想握一只共产主义的手”。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的想象里“没有一点人的尊严，处在一种完全被抛弃的状态”。“而这张照片立即完全改变了这种印象”，让西方第一次通过“平视”的视角“看见了东方”。
“一个西方人的镜头毫无外来者强行侵入之感，就像是国人的自我审视，充满东方智慧。”《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司苏实这样评价，马克·吕布的照片没有窥探和俯视，而是通过平常人的视角，让“冷战阵营”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中国。
展览的房间是一种暗暗的、像泥土一样的红色。马克·吕布常用这种颜色来形容他往返22次的国家——“红色中国”。照片上这位个子高高、四肢瘦长的法国人，在61年前举着相机，从法兰西大陆启程，“我要远离欧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去探索广阔的东方。”他驾驶着一辆二手越野车高声宣告。
此前，他凭借拍摄《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拿到进入玛格南图片社的通行证。这是一家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摄影经纪公司。摄影师法兰克·霍瓦说，如果一个从火星来的人问20世纪的地球发生了什么，他会先给他看布列松的照片，紧接着“我会给他看马克·吕布的照片”。
作为这家图片社的创始人，布列松曾“搭乘最后一班飞机”，于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拍摄过这片东方土地。他叮嘱前往东方的马克·吕布“尽可能多在中国停留，还没有人曾经好好地拍过平实的中国”。1956年年底，马克·吕布通过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引荐给中国总理周恩来，辗转拿到特批的签证。韩素音为周恩来写过传记。红色中国的大门首次向一位西方摄影师敞开。改革开放前，他3次往返中国，东方画面通过他的镜头漂洋过海。
在这位法国摄影师的取景框里，辽宁鞍山钢铁厂林立的烟囱咕咕冒着浓烟。几条破旧的渔船停靠在长江边，几米开外，武汉长江大桥正在施工。1957年，新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举起一杯茅台酒招待波兰总理，在当时，他拍到了毛泽东脸上款待贵客的笑容。这一年的镜头中，还有北京美术学院的裸体模特。“到处都有一种尊严，取代了上世纪几乎整个民族的耻辱。”这位摄影师为他镜头里的中国配上这样的注解。
此后，马克·吕布再次来到中国，拍下了“文革”前夕的学生，拍下了天安门前抗议美国对越军事行动的示威者，拍下了学生与农民集体劳动的场景等。他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毛主席语录》的诵读声里“行走”、“观察”、“拍摄”。1971年，他的镜头对准一位穿着白衬衫、梳着麻花辫的上海芭蕾舞演员。“唯一的珠宝是左胸前红色的毛主席像章，唯一的课本是端端正正摆在桌上的《毛主席语录》”，这张照片在欧洲引起轰动。直到2010年，他还委托好友尚陆在上海寻找这位“优雅的女人”。“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文革’中，但这张恬静从容的中国面孔，传递出的完全不是西方想象中的天下大乱的感觉。”尚陆说。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矗起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马克·吕布再次进入中国时，人们传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定格下身着中山装的邓小平凝视前方、迈过中南海大门的镜头。“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正领导中国跨过一道门槛，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向西方这样描述他捕捉到的画面，“邓小平将与他的国家一道再次创造令人骄傲的历史”。
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开始他的南方之行，发表“南巡讲话”，中国加速。两年后，71岁的马克·吕布出现在深圳。在展出的照片上，他双腿微微弯曲，靠在一根竹竿上保持平衡，举起徕卡R5照相机搭配200mm长焦镜头，瞄准街对面的邓小平巨幅画像，足足拍了三卷胶卷。在这位穿着蓝白条纹衬衫的老人周围，身穿粗布衣衫、时髦T恤衫的人涌向这片南中国土地，洋快餐、公用电话、变速自行车依次登场。拿着大哥大、开高级小轿车的人定格在黑白照片上。同时，他的镜头中还有衣不蔽体的乞讨者和扛着编织袋的流浪汉，以及金币像雨点一样砸下来的大幅证券广告。“中国转型过程里的收获和困惑被他的取景框一一记录”。
他曾面对西方媒体这样描述中国的变化：“那儿的情况有点像一个人突然成了暴发户。没有人再谈论政治，也没有人谈论孔夫子。社会上唯一的价值观念就是金钱。”有人说，是因为他“在感受中国人内心欲望的走向”，“听到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碰撞的声响”。
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照片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摄影杂志上。当时的中国摄影界，摆拍之风盛行。这位西方摄影师的作品让许多人意识到，“纪实摄影绝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通过典型细节的抓取，折射出一个时代。”有后辈向这位往返中国22次的摄影师取经“如何拍好中国”，他回答得异常简练：“保持耐心，且足够尊重”。
中国在改革开放，马克·吕布也在改革开放。长年记录中国，这名法国摄影师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家门口，他模仿“福”字一正一反贴着两张中国摄影家吴家林的影展海报；客厅摆着几样中国瓷器；工作室的三面墙镶着的一个个小抽屉放置底片，“Chine”（法语的中国——记者注）字样占据半壁江山；黑白照片“延安窑洞里毛主席睡过的炕”就横在西式沙发背后。他在法国巴黎的住所，成为很多中国摄影师迈向西方的第一站。在这个充满中国元素的家中，马克·吕布曾为远道而来的中国摄影师请来法国摄影界的“大腕儿”。他甚至打算自掏腰包，邀请中国摄影师到巴黎交流。
在展览馆那面像泥土一样颜色的墙壁上，爱吃芒果的马克·吕布听到摊主报出的价格后，摇摇头走开了。他那件蓝白条纹衬衫已经洗得有些起皱，出镜率却颇高。每一次，肖全从中国打越洋电话给他，没说两句他就急着挂断，说“太贵，还是发邮件吧”。但他却决定把自己毕生所有影像作品的底片和档案资料全部捐献给博物馆，光底片就有35万张之多。
2001年，平遥举办第一届国际摄影展，马克·吕布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他曾贡献出自己最经典的24幅作品，请来的都是国际摄影界的“名角儿”。何奈·布里、苏珊·梅萨勒斯、马丁·弗兰克等轮番出现在这个偏僻的中部小城。如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蜚声中外。
为筹集经费，这位摄影师甚至“放低身段”以拍摄年报的方式，说服两家知名跨国公司提供赞助。他当年的合作伙伴司苏实还记得，100多万元的赞助让当时工资只有几百元的他觉得“多到都不好意思接”。但马克·吕布却连一张机票的钱都不要，往返机票还是他“拉下脸”用拍照向航空公司换的。
平遥摄影节初创，司苏实去法国“取经”。马克·吕布揽着他的肩膀为他引荐圈里人。“我虽不懂法语，但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各种腔调的‘PingYao’的声音，特别是马克那尖嗓子发出的‘PingYao’声。”
在展览馆的墙上，马克·吕布随意敞着领口，花白头发在风中飞舞。两台常用的徕卡相机甩在肩上，“除了睡觉，从不卸下”。他叮嘱中国徒弟肖全：“你的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一定要坚持拍摄，你的照片会非常重要。”“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肖全始终记得，10年前在深圳拍摄休息时，他准备卸掉相机，师父立马来了一句：“如果在餐厅里碰上了邓小平，我看你拍不拍。”
这位摄影师渐渐老了，那双稳端相机的手，最终也成为端起盘子会剧烈抖动的手，无法再拍照。但他常举起一个玩具相机贴在右眼上，眯起左眼，双腿微微弯曲，背弓着。按下快门的瞬间，易拉罐做的镜头弹了出去，他像个孩子一样大笑。
在上海这场展览的最后一天，法国时间8月30日，这位摄影师用来瞄准取景器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这场因此而延期一天的展览，原本是他的中国徒弟肖全为庆祝这位摄影大师93岁生日而举办的，名为“给马克·吕布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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