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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方针”何以昙花一现?

yangguangbaodao 2016-10-21 16:35:54 王铁群/河北大学教授 总第230期 放大 缩小

今年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60周年。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但仅仅一年,伴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发动,“百家”、“百花”,只剩下“无产阶级”“一家”、“一花”,“双百方针”可谓昙花一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到来了?

1956年4月28日,毛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中共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

为了明确“双百方针”的内涵,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代表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诠释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这里,他强调了“双百方针”的“自由”特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也突出强调“双百方针”的“自由”性质,指出“双百方针”,就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他还批评说:“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可见,毛泽东实际承认了科学文化的多层性和多样性。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宣介,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极大激发了理论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欢欣鼓舞,认为科学和艺术的春天到来了,一时间文艺界和科学界生机勃勃。但没有多少人料到,科学和文艺界这种趋于自由宽松的状态并未能持续多久。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贯彻“双百方针”,积极“鸣放”,帮助执政党整风。于是,全国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人士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在中共保证事后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的承诺下,应邀多次在中共指定的各类会议上,向中共中央、各级中共组织、中共党员干部公开提出了几十万条意见和建议。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惯性,使各界人士、主要是党内外知识分子,自以为行使着天赋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忠实实践着中共的“双百方针”,他们向执政党和政府积极表达着意见、建议甚至不满。这些意见、建议等后来经过实践检验,绝大部分是正确的。

但毛泽东无法容忍刺耳之声,他闻过而怒,在《情况汇总》中批示说:“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于是“双百方针”迅速质变,蜕化为阶级斗争的手段。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反右派运动遂告开始。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诱敌深入战略“成绩”辉煌: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罗冰: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实划右派三百多万!)。

反右派运动标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偃旗息鼓。“双百方针”从提出到终结仅一年有余,可谓昙花一现。

一家独鸣、一花独放的后果

“双百方针”的终结,不仅消夺了人们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也使政府失去了重要的制约与监督力量,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舆论监督被誉为制约立法、行政、司法甚至凌驾于此三权之上的“第四种权力”。“双百方针”变成一家鸣放后,这一制约权力的有效手段便被打入冷宫,权力因而无法无天、任性胡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一系列灾难。

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开了以思想、言论定罪的戒,从此除了少数敢仗义诤言、拼死相谏的正直之士外,中国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以批判社会和监督权力为主要功能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言论和思想垄断,也使中国官场生态发生质变,形成只唯上、不唯理、不唯民的官本位制度。

“双百方针”的终结,也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荒诞剧如脱缰野马横行无忌,在“共产风”、“高征购”、“反瞒产”等过程中,数千万人被饿死。这种在和平时期和正常年景成批饿死人的惨剧,在文明国家不可能发生。当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研究各国大饥荒后得出结论:只要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就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大饥荒。他指出,人类若干次大饥荒的发生,不是因为农业生产的歉收,而是因为专制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他说:“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三年大饥荒是抛弃“双百方针”、剥夺言论自由权利而造成严重人祸的典型案例。

 “文化大革命”也是权力失去监督制约的产物。这场浩劫使大批中共各级干部,众多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和无数普通民众被从肉体上消灭。这场浩劫败掉了相当于1949年至文革结束30年间所累积的财富总和,这种在和平时期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现象世界罕有。这场浩劫更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被毁掉的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不计其数,损失无法估量。这场历时十年的大浩劫,是言论垄断、以言代法、以言治罪的必然结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发展和繁荣教育、科学、技术的充分必要条件,无论是古代先秦诸子文化的精彩纷呈,还是近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大师涌现,都证明“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相反,如果独立的思想、自由的表达、怀疑的精神、批判的勇气、悲悯的情怀和良知的担当,这些属于知识分子属性和特质的东西被压制,全社会只有一家独鸣、“一花”独放,整个民族的生机和活力必将全面窒息,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必然举步维艰。

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说:钱学森向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温家宝指出,“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60多年和平时期,中国教育没有培养出学术大师和思想大师,是管制思想、禁锢思想的代价。

思想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是创造人间奇迹的原动力。钳制思想和言论,实行一家独鸣、“一花”独放,既不可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也不可能产生对人类发展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迄今中国科研成果原创性有限、真正有价值的不多。全国政协常委张涛说,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无实际价值。2015年11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

“双百方针”昙花一现的根源

“双百方针”之所以昙花一现,根源在漠视人权、摈弃法治。

言论自由包括表达自由、信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它事关政治参与与朝野交流、社会安定与对权力的制约、公民的潜能与文化的繁荣等。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有力保障,没有言论自由,人的其他自由与权利也难以实现。早在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中,民主权成为现代政治的第一法则,其中新闻与言论自由被视为制约与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出版自由是鞭打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

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充分保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情愿伸冤的权利。”1948年12月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其第19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目的是提高社会各界尊重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各国政府尊重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现代社会,由于宪法保护了言论自由,赋予了媒体毫无顾忌地议论朝政的权利,所以政府首脑和政治集团遭到媒体质疑、攻讦成为常态。

在中国,从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先后批准的四部宪法,都庄严地声明: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权利。

人治喜欢阿谀逢迎、歌功颂德,一旦觉察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不会带来恭维之词和顺从其意志的“统一思想”,而且必然导致价值多元化和人格、见解独立化,也就毫不留情地取缔百家、剪除“百花”。 

深刻的教训

摒弃“双百方针”、压制言论自由所导致的系列严重后果,给国人带来惨痛教训。

最重要的是维护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对此,胡耀邦曾几次大声疾呼,“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能做伤害知识分子的蠢事了。在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的会上,他含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在1980年2月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他起身攥拳,高声说道:“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他说:“作品有缺点错误,可以辩论嘛,可以帮助嘛,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就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坚决不许打棍子,有人要打棍子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出面保护他们……”当年曾代表中共阐发“双百方针”内涵的陆定一也深有感触,“要让人民讲话”是他1996年5月临终前留下的遗言。

维护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重要的是执政者在对待批评问题上应有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首先要清楚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主权在民,公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正如习近平所说,“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必须从思想和感情深处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先生”。其次要充分认识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乃是基本人权,言论自由、批评公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再次要知道把批评分为善意和恶意是根据领导者喜好做判断的人治思维。批评只有对错之分,而无善恶之别,执政者应该包容一切批评意见,只要事出有因、事而有据,不论言辞是否尖锐得当,都不能成为拒绝批评的理由,更不能扣以“恶意攻击”的帽子,甚或动用国家公器压制。

这些常识之所以难以实现,根本上是缺乏法治保障。所以,维护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诉诸法治才是治本之策。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曾有一段时间,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崇尚个人权威,轻视法律作用,最后不仅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且造成了政治体制中比较严重的人治现象。1992年他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治理国家“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总之,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根本是摒弃人治,实行法治。言论是否得当应以合法和非法来判断。造谣、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不是批评,是违法犯罪行为;而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都属于公民的权利,一切合法的言论,都应得到尊重而不能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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