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很少有人看见过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耳朵。它隐藏在这位面容慈祥的老太太脑后，被蓬松的浅褐色头发盖住。不像她灰色的双眸、柔和的嘴角和眼袋下的皱纹那样，轻易就能被相机镜头捕捉。不过，当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出“我有一双巨大的耳朵”时，没有人提出疑议。
在过去的40年里，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一直在聆听。从经历了卫国战争的前苏联女兵到幸存的儿童，从阿富汗战争中的年轻士兵到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从苏联解体的红场游行者到白俄罗斯反对总统选举的人们……数千人的声音，被她装进“越来越大”的耳朵，又写到书里。
她的书中，没有宏大叙事，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主观分析，只能听见“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通过一篇篇普通人的独白，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苏联解体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一呈现。
把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阿列克谢耶维奇时，评委会特别地提及了她独特的书写方式——“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最近，她到访中国的消息一经发布，读者们就像“抢过年的火车票似的”预订她见面会的座位，专访行程也被各大媒体预订一空。在座无虚席的苏州读者见面会上，一位读者说，“她的书是既吸引你读，却又不忍心读下去。里面的故事我当成事实来看，不过事实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不一样的。”在北京的一场见面会上，堆叠的鲜花几乎要淹没这个身材矮小的女人。
作家梁鸿感慨于她“复调式”沉重的原始劳动。“无数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声音构成历史的洪涝，每个声音互相冲撞着，都很有价值。”作家止庵则说，如果不是因为像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作家，历史的记载会形成某种空白，甚至消失。
阿列克谢耶维奇倒是习惯听各种各样的声音。她出生在二战结束后第3年，在她长大的村庄，几乎看不到男人的身影，他们大都在二战中丧命。每当夜幕降临，疲惫的村妇便坐在农舍边的长凳上开始讲故事。说起战争，她们谈论的是爱。她们一遍遍地讲述自家男人上战场的那天，自己怎样与他们告别，又诉说战后她们如何等待他们归来，不在乎男人是否缺胳膊少腿。
对幼小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那些话语有着“磁铁一样的吸引力”，远比身为乡村教师的父母提供给她的满屋书籍让她印象深刻。“我喜欢人类的交谈，我喜欢孤单的人声。”几十年后，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自己“以耳朵的形式存在”。
“每当我走在街上，听到各种词汇、短语和感叹时，我都在想：有多少小说都没有痕迹地消失了啊！”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她成为了一名记者。在一次前往农村的采访中，为了听到更多生动有趣的讲述，本该在两天内结束行程的她待了整整一周，这直接导致她被报社开除。
当她开始为第一本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收集材料时，她想要寻找的就是与童年村中女人的战争记忆相似的故事。彼时，二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数以千计。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我对他们杀了多少人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一个女人的感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近郊，一幢周围长满茉莉花的旧楼房为阿列克谢耶维奇重新打开了战争的大门，那儿住着她采访的第一个人——一位在二战中击毙过75个敌军的女狙击手。在喝茶、聊发型、探讨食谱中度过最初的一段时间后，那位年迈的妇人突然开始用与先前口中的“官方版本”截然不同的语言讲述内心最深处的回忆。
“闺女”，很多人这样称呼因为“软骨病”而只有1.5米出头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你还只是一个小姑娘，我都不忍心说给你听。”“年满16岁时，上级告诉我，可以像其他护士和医生一样给伤员献血了……后来每月献两次，每次半升。”
她们的声音揭开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未听说过的战争的另一面。不同于男人眼中的英雄业绩，一名曾经的战地护士告诉她，最可怕的事情是，一场战役过后，在青嫩的麦田上，尸体像土豆撒满一地，所有人都那么年轻和英俊。她为他们感到难过，不管他们是苏联人还是德国人。后来，还有幸存下来的战时2岁到12岁的孩子，向她讲述平静的生活如何断裂，自己突然面对死亡、成为孤儿，甚至加入游击队。
阿列克谢耶维奇意识到，从普通人的诉说中，她听到了“被压制成铁板一块的”历史所省略或者不屑的部分。“如果说一个人是一粒沙子，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历史”，一个个渺小个体讲述的故事，使得大历史在无形中也得以窥见。对于这些时间洪流中的砂砾，阿列克谢耶维奇倍加珍惜。
上世纪80年代，当她开始记录自己耳中听到的话语时，她觉得需要保存下对方的每一个词。甚至，她连每一个停顿也不愿漏掉，文本里时不时打括号标注上“沉默”、“哭泣”。
她借了500卢布买下一台录音机，那大约是她3个月的工资。她常常和访谈对象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甚至整天，而对于被她称作“支柱”的人，她可能聊上20次，“就像绘制肖像那样，不断地回过头，添上一笔”。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自己变成了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从大街上到火车里，处处倾听。第一本书耗时7年，她行走了上万公里，进行了500多次采访，磁带录了几千米长。打印出来的录音记录堆积如山，她收录了1/5的采访，从每份上百页的记录中提炼出10页内容。
有时候，她听到的内容“真实得可怕”，让她简直想忘记它们，回到无知的状态。“在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在这一句苍白的新闻背后，消防队员怀着身孕的妻子赶往莫斯科的医院，不顾一切地想要扑向受伤丈夫的怀抱。医生和护士拦下她的亲吻和拥抱，他们说，他“已经不是人了，他是一个核子反应堆”。这位遗孀的口述被放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的开篇，被阿列克谢耶维奇称为“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
她还听到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的坦白：“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当她听说，村子里又有年轻小伙子被锌皮棺材运了回来，可报道里对此类事情只字未提，阿富汗战争的第七年，她还是选择走进了战场。
在阿富汗，她亲眼看到苏联的“冰雹”将无辜的村庄夷为平地，被炸没了双臂的小男孩用牙齿接过她送的玩具熊。在这部《锌皮娃娃兵》里，她记录了苏联士兵在阿富汗战场上被扭曲了人性，“收集人的干耳朵”；破坏军纪，吸毒、用子弹和当地人交换商品；无情地杀戮，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家人以为他们是在筑桥、种树、修路，直到自己年轻的儿子被锌皮做的小棺材抬了回来，他们都不懂为何不允许开棺看一眼亲人的遗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有些人的遗体是被“一勺一勺”舀起来的。
而这本在1989年出版的书让她多次被告上法庭。牺牲于阿富汗的“国际主义军人”的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参与了一场残暴而无意义的战争，起诉她“曲解事实”，认为她有选择地利用能够表达自己想法的素材，“反爱国主义”。
“我应该捍卫什么呢？”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法庭上反问，“我没有杜撰，没有臆造，我写作和记录现代的、正在发生的故事，记录活生生的声音、活生生的命运。”
“那些控告我的人拒绝在几年前发出自己的声音，拒绝说出那些词汇，拒绝展现那些特征，取而代之的是改变他们意识中密码的钥匙……因为他们不需要自由……他们不知道拥有了自由后应该拿它怎么办。”
那不是她第一次上法庭，也不是最后一次。她的第一本书被删减后才得以出版，而关于切尔诺贝利的那本书至今都被白俄罗斯归为禁书。
“他们喜欢神话，我正好要拆解神话。”在中国的交流活动上，这个矮胖老太太说起自己与当局的对抗，观众席瞬间爆发出强有力的掌声。“拆解神话”让她被迫离开了故乡，在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度过了长达10余年的侨居生活。
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后，她遭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些作家的抨击，从1994年执政至今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她“为国家抹黑”。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曾被来自祖国的敌意击倒。“当我看到人人都不想听我说话、不想因为回忆起过去而难过，我就更加坚信自己要继续采访下去：我要理清楚发生了什么。”她说。
2011年，她回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居住，继续“从所有时间的空气、空间和呼声中”收集小人物的故事。两年后，第五部作品《二手时间》出版，主要讲述苏联解体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感受。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是在沿着心灵生活的足迹，书写一部情感的历史。40年来竖起耳朵，“不是为了收集恐怖故事，而是为了反思”。她拼尽全力去探寻一切的成因，战争到底是如何塑造着人性，每触及一寸黑暗就蜕一层皮。
从第一本书开始，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在她的书里平等地发声。“我并非喜欢每一个采访对象的观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但这时候我会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后，努力倾听他们，并对自己说这是他们的声音，我需要他们的声音。”
在这位安静的作家和倾听者看来，文学应该是非常谦和、低调的。它无法改造人，但她希望能在某些读者心中引起一些思考。作为苏联瓦解的亲历者，她记录下这个过程中人们所犯下的错误，想让更多人将来少走一些弯路。
如今，她被称为“红色帝国百科全书”的这五部作品已经在全世界被翻译成35种文字，并在世界文坛屡获大奖。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读了她的书很难入睡，“睡着之后总有声音在耳边”。
自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了12个国家巡回演讲和售书。当她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明显已经疲惫极了。她以同一身行头出席了北京的3场活动，一双胖胖的脚挤在带松紧带的跟脚皮鞋里。她不厌其烦地回答重复的问题，因为体力不支，这位68岁的老人说话时常常靠在椅背上。
偶尔，她也会流露出一丝失落。“我是非常喜欢倾听的，但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更多地来说，所以我已经感到很疲倦了。”她望着挤爆了活动场地、在角落席地而坐的中国读者，“在每一个国家，实际上我都更想听一听你们怎么说，你们对现实的理解。”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厚厚的头发下面，藏着一双巨大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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