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方案，其中的附件《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调控方案》首次公布了各省高校生源计划调控人数。按照方案，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北、湖北等12个省市将面向中西部10个省区调配16万招生名额，其中湖北和江苏两省的调配计划分别为4万和3.8万，在12省市中位居前两名。数据一公布，便首先在江苏引发轩然大波，其他生源调出地的考生和家长也紧随其后，在网络上发帖痛陈苦衷、批判教育不公平，很多家长甚至聚集到当地教育部门门前，拉横幅、打标语抗议“减招”政策。
高考之前有关招生考试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家长和社会放大，三四万的调配名额的确为数不小，数据公布时又缺乏解释细则，利益攸关的考生和家长群体因此风声鹤唳，对于该政策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为此，我们采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以及“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解读跨省生源调控政策。
“减招”是个伪命题
记者：最近的《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调控方案》一出台就在江苏、湖北等省份引起轩然大波，这在高校招生领域是新政策吗？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陈志文：跨省生源调控计划其实不是新政策，早在几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只是今年才首次面向社会公开调控人数，因而才备受关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布局非常不平衡，一些省区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各省份之间的高考录取率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教育公平，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与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每年专门安排增量计划，由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录取率较高省份的高校承担，面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录取率较低的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招生；2009年又根据生源涨跌的不同，出台了调控计划。
调控计划的目的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缺少生源但有招生的需要，而另外的部分省市有生源却缺少高等教育生产加工能力的矛盾，这两个计划的核心是解决地区间的不平衡。2007年，我们最高的省市与最低的省市录取率相差40个百分点，现在最低的省份与最高的录取率已经缩减至10%左右。2012年又出台了面向农村学生的农村专项计划，要求教育部直属高校拿出招生计划的2%，定向到相关贫困地区县及以下的中学去招生，目的是帮助农村孩子上好大学，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目前各省也都出台了类似计划。无论协作计划、调控计划还是农村专项计划，都是国家为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教育公平出台的政策。
记者：生源调控政策一出台，考生和家长看到本省调出成千上万的招生名额，第一反应是认为外省抢夺了本省的名额，会造成本省录取率下降，将调控政策等同于“减招”，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
陈志文：“减招”是个伪命题。以江苏省为例，舆论发酵时，江苏省教育厅很快回应：“今年江苏省高考报名人数36.04万，较2015年减少3.25万名考生，根据省内高考生源状况、高校计划总规模和进出省计划安排、往年招生录取情况等因素测算，预计今年江苏省高考录取比例将不低于去年，甚至略有提高。”在“已经充分考虑了省内高考考生的本专科录取率不降低的因素”的前提下，江苏省对3.8万名调控名额分配又进行了具体区分，确定本科名额为9000名，专科名额为2.9万名。国家在调整生源计划时有一个总体的原则，即不影响当地录取率，在此基础上选择一些生源逐渐下降的省份，把招生计划调配给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以此来缩小地区之间高考录取率差异。而参与调整生源计划省份的本科录取率都不会下降，这在全国各地是一致的。
所以，无论是江苏还是湖北，大家担心的省内减招危机其实并不存在。这些调出的名额本来就是专门面向中西部省份的增量计划，对省内学生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生源危机已经浮现
记者：减招虽然是个伪命题，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也情有可原，已经执行几年的招生名额调配政策突然公之于众，除了几个简单的数字，没有其他任何透明的信息，家长们面对教育部门最终划定的数据一头雾水，不免产生各种猜测。那么，参与生源调控计划的省市是如何挑选的、每个省份的调配名额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
陈志文：招生名额不是根据一个既定的公式就能推算出来的，要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高校的自主行为，也有教育部门和发改委的宏观调控，非常复杂。我没有参与到具体的规划决策执行过程当中，这方面的信息了解得也不多。
我对于名额测算与分配细节虽然不得而知，但参与支援招生与生源调控的省份毫无例外具有高校资源丰富、高考录取率较高等特点，这些地区的高校面向中西部省份增加招生名额，一方面提高了中西部省份的高考录取率、让更多学生享受更优质的教育水平，而另一方面，扩大招生来源也是很多教育发达地区高校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比如说江苏省，今年江苏省高考报名人数同比下降8.27%，是连续第6年下降。但江苏省的高校总数已经雄踞全国第一，“211”高校总数也领先于其他省市。因此，江苏省高考录取比例一直在连续增长，去年已经达到了88.8%。如果按考生和家长的希望，招生名额无限增长，如此一来，考生人数下降，但录取人数却不减反增，录取比例就会大幅度提高，甚至出现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的情况，这对于高校和家长可能都不是好事情。毕竟没有哪个学校愿意把排名为最后5%的考生也招上来。所以把更多招生计划投放到其他生源较好、较多的省市，也是高校自身生存法则的需要。另外，从长远来看，如果只局限在本省招生，可能很快会出现报名人数低于招生计划的情况，这样一来，高校便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生存危机。如果江苏把所有招生计划全部都投放给江苏、而不面向其他省市，估计江苏全省的考生都被录取完还不够。
记者：你刚才提到高校招生出现生源危机，这是否已经是普遍问题？
陈志文：2008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最高峰1061万，之后迅速下跌，到2015年，高考报名人数已经比峰值减少了100多万；2004年起，小学一年级新生下降至1700万左右，到2014年仍然不过1700万。也就是说，从2016年以后的10年间，中国每年的18岁适龄人数基本探底，而高考报名人数应该也不会有太多增长，参加高考的绝对人数的减少是一个长期现实问题。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高校的快速扩招。中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扩招，高校招生数量便从1998年的100万左右猛增至2015年的700多万；高考录取率也由1977年的4.7%增长至80%左右，江苏、内蒙古等很多省份的录取率甚至超过或者逼近90%。所以，上大学其实越来越容易。比如说河南，之前在河南考大学非常难，2008年河南的高考录取率只有42%，但在全国各地高校出现生源计划无法完成的情况下，很多生源计划就投到了河南。因此，河南的高考录取比例从2008年后迅速提高，到2012年高考计划录取率已经增长至86%，当然，河南省的考生人数也在下降，2008年时河南的考生人数大概是98万人，而最低时只有70多万，考生数量的增减也是导致其高考录取比率变化的重要原因。
近年，全国各地高校都出现了不能完成招生计划的问题，招生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即便是北京的高校，也有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放弃报到，当然，这也是一种进步。所以，跨省生源调控计划不仅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需要，对于高校的生存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地方高校对学费的依赖性很强，北美一个学者的研究表明，前些年部分地方高校对学生学费的依赖性高达30%到40%，对于地方大学来说，学费就是它的血液，如果生源长期不足，大学便无法良好运转，会直接危及生存。
教育公平是永恒的追求
记者：虽然教育部门澄清了“减招”误解，但是因为名额调配而产生的问题并未迎刃而解，家长的焦点反而很快转移到“一本录取率”上。作为高考大省，江苏省的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80%，但一本录取率还不到10%，低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此被指摘为“教育不公平”，呼吁提高重点大学在江苏省的招生比例。对此，你怎么看待？
陈志文：首先，“一本录取率”的概念其实并不确定，你能在哪里给我找到关于一本学校的明确定义？它其实是录取过程中的一种技术手段而已。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一本学校、二本学校名单是相同的，同一个学校在不同省份的归属也经常不同。很多学校在一个省份参加多批次招生，包括北大医学部，多年前在某些省也是既有一本也有二本。前些年很多本地高校参加一本招生，这些年出于生源考虑，它们更喜欢参加二本招生，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本地学校在当地参加二本招生，在隔壁省参加一本招生。现在，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已经明确，逐渐取消批次做法，简化录取批次。上海从今年开始取消一、二本录取批次，山东和浙江也将从明年开始取消一、二本录取批次。
我想强调，家长把矛头指向“一本率”，跟此次涉及的调控计划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调控计划涉及的名额都是省内普通院校名额，可能还到不了很多家长关心的“一本”的层次。
记者：江苏家长群体的担心与焦虑虽然与名额调配风马牛不相及，但却从侧面反映出公众对重点大学录取率的关注，背后其实还是老生常谈的教育公平话题。
谈松华：高等教育首先体现在入学机会上的公平竞争，现在入学机会的公平是通过一次高考按分数高低确定，这是大众能接受的形式公平。但因为学生所处的城乡区域不同、受教育条件不同而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公平。此外，中国高水平大学的分布也非常不均衡，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分六大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上海、武汉、成都、西安、沈阳六个大区所在地城市的大学数量占全国高校数量的近一半。现在高校分为部属大学和省属、地市县大学，一百零几所部属大学都相对基础比较好。加上有的省（市）实施省部共建学校，省部共建后，省里要求增加高校本地的招生人数。还有就是人口大省没有高水平大学，所以当地上高水平学校的学生比例特别低。从长远看，肯定应该逐步形成高等学校更加合理的分布，但是短期内还难以实现。只能考虑通过考试招生计划的制度设计来增加人口大省、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招生比例。
这种招生政策倾斜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政策，美国对不同族群也有入学上的倾斜政策，所以也才会有1997年白人学生起诉密歇根大学在招生中歧视白人学生的事件，当时白人学生想要入学需要考比黑人学生更高的分数，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了大学在招生时有限度照顾少数族裔学生的做法。
陈志文：我们首要先承认存在问题，然后去努力解决，但是，无论怎么样，都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对于公平的评判，不仅要从历史上去看，也要横向比较。高校招生上的种种不平等与不合理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但这些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今都在逐步缩小，更趋于合理。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省际高考录取率的差距已明显缩小。2015年，高考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07年的17个百分点缩小到5个百分点之内，而农村招生计划也从第一年的1万人扩大到今年的7.5万人。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在讲不公平，江苏说不公平，四川作为受援省份，家长也说不公平，北京的家长还在说不公平，为什么？这场公平纷争的根源在于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谈公平、选择性地谈公平，实际只是打着公平的旗号谈自己的利益。如此下去，根本不可能有公平可言。
但是，从根源上讲，跨省生源计划的调整也只是缓兵之计，虽然给中西部地区的考生增加了录取机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平就是打破过去的利益格局进行再分配，推进教育公平的关键在于平衡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只有增加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硬件设施，提升教育师资力量，增加教育资源投入，才能真正推动教育公平。
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各地在高等教育上的不均衡。上世纪50年代我们在高校的布局时就是按大区中心省份、中心城市相对集中布局的。比如陕西虽然在西部，但是其学科门类和学校总量都是比较高的。而相邻的河南省就很少，没有一所部属学校，这也是造成今天大家觉得不公平的根本历史原因。
而教育部严控部属高校的属地招生，就是在力图改变这种不公平，同时还采取对口支援、省部共建等多种措施扶持中西部高校建设。但是，一个好大学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在有一半的本科院校历史不超过20年。改革开放之初，高校数量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陕西，30多年后，高校数量最多的是江苏。如果以历史的眼光看，江苏历年来高考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都是在上升的。北京部属高校的属地招生比例已经降至10%以下，甚至7%，在全国是最低的，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美国斯坦福即将卸任的校长约翰·亨尼丝日前访问上海，谈到了他的骄傲与遗憾。骄傲的是能让穷孩子上得起斯坦福，免除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学生的学费；但遗憾的还是教育公平，他遗憾地说：教育公平的实现还很缓慢。我想，这就是全世界普遍面临的难题，我们不断追求、不断接近，但我们恐怕很难完全实现最理想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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