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桌对门，不要背对病人和家属；看见突然有反光，提高警惕；面对病人站立时不要站在正对面，应该采取侧面45度的站立角度，并且要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这样站立不会给患者以压迫感，同时当患者挥起拳头的时候，你能侧向移动，并用手阻挡……”
上述这些，是北京某三级医院医生林枫和同事们的防身“秘笈”，“我以为伤医离我很远，只是在新闻报道中。直到差点被患者家属用暖壶瓶砸，才知道危险就在身边。”
近期广东一名退休医生被砍伤辞世的消息，似乎正在成为压倒林枫的最后一根稻草。人身危险让这个有着7年从业经验的医生，开始考虑是否要放弃“悬壶济世”之心。
“广东杀医是尾随至家，伤医不再局限医院，太可怕。”林枫说，“我们也看到不断出台措施，加强医院保安，但在这样的凶残行为面前是否真有用？排查伤医倾向人群，只在广东排查还是全国都会排查？怎么查？查出来又能怎么样？”
医生无奈“习武防身”
或许是祖辈的熏陶，在高中同学们大多迷茫如何选择大学专业时，林枫就已经决定学医。7年的象牙塔生活，让林枫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毕业后，林枫分别在两家三甲医院工作过。
“医生们肯定懂，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都是另一种‘生物’。那时候，我每周最少工作80小时。对于这样的数字，肯定有人说‘瞎说，这还不累死你’。对，我确实快累死了，每三天一个24小时班，一周休一天，还从来没按时下过班。我患上了耳鸣，低频高频都有，严重时会眩晕，失去自理能力，这是身体方面。”对于曾经的过往，或者说是刚参加工作时的“崩溃”，林枫说得云淡风轻，“关键是精神层面，整个科室的同事都有轻度抑郁。总有人指责医生态度不好，回答患者问题时有敷衍之嫌。”
对于这些指责，林枫的心里话是这样的：出于为患者着想，小病不开药少开药，得到的却是投诉，原因很简单——患者花钱挂号排队这么长时间，医生连药都不给开，会不会当医生；被投诉，还有一种理由——上网搜索的结果和医生的判断不一样。
谈到伤医事件时，林枫开始面露难色，“我从未料想医患关系会恶化到‘挥刀相向，伤人性命’的地步”。在他看来，暴力伤医对医生职业整体来说是一个打击。有些医生选择离开医疗行业；有的医科院校毕业的医学生选择毕业后不当医生。“辛辛苦苦读这么多年书，到社会上去工作，不是为了被打，甚至被杀的。”“以前是让医院增加保安力量应对，但现实却是一记闷棍，伤医事件并未停止。”林枫说。
有业内人士曾保守估算，按照2013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安保人员的设置标准，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来配备，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将新增超过1.5万个保安工作岗位，每年支出或将增加8.1亿元，这会给一些本就因财政投入不足而捉襟见肘的公立医院带来新的烦恼。所以，不解决资金投入问题，安保标准根本执行不起来。
外界保护“不力”，只能“自助”。林枫说，不少医院开办了防身培训，有的邀请公安局教官，向职工培训面对暴力侵害如何自卫；还有的邀请世界跆拳道联盟黑带四段高手，前来传授防身绝招。
“医生们纷纷开始‘习武防身’，医院全员练武，难道是要我们‘以暴制暴’？手无寸铁面对各式刀枪剑戟？”林枫苦笑起来。
潜在危险人群如何排查
林枫看似戏虐的吐槽，并非杞人忧天。尽管保障医生人身安全的各种制度安排不断出台，但伤医事件仍然存在。据不完全统计，在今年4月，见诸报端的医疗暴力事件就多达13起，其中，就包括发生在广东的退休医生被砍辞世事件。
5月5日下午，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在家中被一男子持刀重伤，经43小时连续抢救无效身亡。砍人者之前曾自称1991年找陈医生做过口腔手术，现在牙齿变色要求赔偿。事发后，伤人者坠楼身亡。
“医患关系紧张已经存在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打击‘医闹’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融冰需要一段时间，个别的雷雨仍然有可能发生，广东医生被砍身亡事件应该是一个偶发事件。”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说，然而，因为这种极端恶劣的事件，广东乃至全国医护人员的信心受到打击，“应该说，在自媒体环境下，一旦发生伤医事件就会立即传播，而大量的发生与传播让医护人员的神经紧绷，在这种紧绷情况下，广东事件是一个恶性的刺激。”
在邓利强看来，面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急需拿出具体措施，让医护人员看到治理暴力伤医的决心，稳定整个医疗行业。
广东省的《关于严密防范暴力伤医事件的紧急通知》随即发出，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要求全省重点排查有潜在伤医倾向的重点人群。这样的举措在广为传播后，也就有了林枫最开始的问号。
对此，邓利强的答案是，广东省要求各医疗机构立即对医疗纠纷登记情况进行梳理，重点排查有潜在伤医倾向的重点人群，及时通报当地公安部门和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实施联防联控，预防类似事件发生，“公开发文要求排查有伤医倾向人群属于首次。实际上，在重大节日特别是伤医事件频繁发生的2014年、2015年都有过这样的排查，但主要是基于安全防范的考虑。这样的公开发文确有必要。”
哪些人需要排查？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郑雪倩的总结是——包括酗酒、吸毒、精神存在问题的和明确表示要来医院闹事的、有威胁语言的、有暴力倾向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伤医者在做出伤害行为前都会出现一些苗头。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要排查存在这些苗头的。”邓利强说。
“在广东医生被砍身亡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凶手曾经到医院纠缠过被害医生，医生也向医院警务室报告情况，有关方面考虑到凶手有精神问题又放了出来。”邓利强说，“如果说我们有更多的危险意识，在纠缠开始时，即使患者不要求解决，有关方面也应主动约谈。针对患者诉求，可以找第三方来解释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在这种持续沟通的情况下，应该能把危机化解在萌芽状态。”
这样的排查，是否小题大做？邓利强的回答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真的要视其为真，高度戒备，高度防范，让患方诉说。在患方诉说的过程中，有关方面要不断判断对方是否真的存在精神问题。如果真的发现其存在精神问题，有自伤、自杀可能和他伤、他杀的可能，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可以进行非自愿治疗。”
合力才能保障医疗安全
此次广东医生被砍伤致身亡之所以受到业内乃至全体社会的广泛关注，林枫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尾随至家，“危险已蔓延”。
“我们发现一个新趋势，连续十几起伤医事件都未发生在医院内。近年来，公安机关把医院作为一个重点检查对象，医院自身安保措施也比以前明显提升。但问题是，安保措施越严格，医护人员仍不安全，不是不伤，而是换个地方伤。”北京大学卫生法学教研室主任王岳的问题，和林枫如出一辙。
“排查等操作在医院的内部管理中是存在的。这种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对于保护医护人员、保护患者的合法利益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在操作层面，很可能会形成对抗面，甚至形成防御性医疗。患者是不同的，怎么分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有自己的肢体语言，有自己的表达差异，如何通过这些个性化的特征进行判断？目前，缺少具体、有效的排查标准和依据。”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医药卫生法教师邓勇说，医疗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靠医院独立完成，还需要政府执法机构、媒体、公众合力参与配合。
在王岳看来，排查虽然治标不治本，但最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恶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是要考虑治本之策，关键不是堵而是去疏导”。
邓利强表示，相较于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大医院的伤医事件出现较多，或者医患纠纷较为多发。其中原因在于，医疗资源不均衡，包括社区医院在内的一些基层医院长期闲置，患者感冒发烧都去大医院，大医院超负荷运行。在现行医疗体制下，一些医院的投诉举报机制不畅，医生高强度工作，患者看病辛苦，这都是导致医患矛盾的潜在因素。
在王岳看来，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医疗卫生体制滞后于社会需求。医院目前要靠自己的盈利来维持运营，使得公立医院具有逐利性，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缺乏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医疗服务模式转型问题，也就是从生物医疗模式转变到人文医疗模式的问题。
王岳解释说，生物医疗模式是以看病为医疗服务的核心，而人文医疗模式是以关注人、关心人、帮助人作为医疗服务的核心。根据行业内总结，绝大多数医患纠纷都是因为医患之间的沟通只关注技术而忽视服务造成的。纯技术因素的纠纷实际并不是很多。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因素不改变，伤医事件就无法遏制。医疗机构必须将工作重心从‘病’转移到‘人’，并克服功利主义的影响。”王岳建议，在医患关系之间，医方往往具有主导这一关系的主动权。因此，绝大多数的医患纠纷都是可以预防发生的。
在采访结束后，林枫给记者发来这样一段话：在司空见惯的医患矛盾的另一面，舆论场声音偏差的负面效应也不断显现：偏向于患者，选择性地忽视了医生群体的生存压力与舆论压力。“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或许成为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很多人沉默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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