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群/河北大学教授
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发生50周年。这场历时十年的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叶剑英称之为“我国各族人民遭受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牢记“文革” 国殇，避免浩劫重演。
“文革”根源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形成和定型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亦称斯大林模式。其基本特点：在政治上标榜“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但因不存在民主制约，导致个人独裁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历史证明，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皇权专政的延续而已。适应政治需要，在经济上消灭非公经济成分，使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社会的惟一所有制，资源配置方式则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种缺乏有效竞争和激励机制的所有制和技术上没有可行性的计划经济，长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标准。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大搞垄断钳制，唯我独尊，通过行政手段强行舆论一致，把一切同领袖言论相悖的观点视为异端邪说，上纲批判，甚至迫害作者。苏联模式是反科学、反民主、反人类的社会制度，在上个世纪被曾实行过该模式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抛弃。
中国大陆在1949年后选择了“苏联模式”。从1953年起强行三大改造，到1956年底国营和集体经济成份达到92.9%，建立起高度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此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公有经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在政治上彻底抛弃中共把中国建成民主国家的初衷和承诺，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在中国建立起空前严密的专制政体。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禁锢思想。
如夏衍日后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的改革称作修正主义，为了维护“苏联模式”，他强调“斯大林这把刀子不可丢”，他的余生几乎就是寻找和消灭“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于是一场又一场民族灾难接踵而至：从1957年开始的打压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的反右运动，到1958年开始的直奔“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再从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到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等，这些折腾从根本上说，都是毛泽东为防止赫鲁晓夫道路在中国“噩梦成真”而作出的努力。
随着1956年～1966年与苏联十年论战和“九评”的发表，被毛泽东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纲领逐渐成熟。于是，以“反修防修”为主旨的十年“文革”也就成为必然。
“文革”是中华民族空前浩劫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彻底抛弃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文化和传统，以人类原始的残暴，大肆迫害所谓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各类“牛鬼蛇神”，使无数生灵惨遭涂炭。
在“文革”中，大批干部被迫害致死。刘少奇被定名“叛徒、内奸、工贼”，饱受折磨，他不仅被“永远开除出党”，还被非法撤消国家主席职务，最后在全党口诛笔伐中死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彭德怀元帅分别在1969年6月和1974年11月惨死。在“文革”中迫害致死的干部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
在“文革”中，无数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被作为“反动权威”、“ 黑线人物”等折磨而死。两弹元勋姚桐斌等众多科学家、老舍等众多作家、熊十力等众多思想家、马连良等众多艺术家以及其他行业的大批专家被迫害致死。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学有专长者，也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文革”死亡人数“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很多研究者认同死于政治迫害的有200多万人。
“文革”也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经济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80%，超过了全国30年固定资产的总和。”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这就是说，“文革”所致损失相当于败掉了国人30年间累积的财富总和。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和平时期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边缘，世界罕有。“文革”时期人民生活十分清贫，甚至“女农民没有裤子穿”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文革”更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在所谓“破四旧”、“批儒”等口号下，各地红卫兵冲击寺院、捣毁古迹、挖坟掘冢……全国被毁掉的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不计其数，损失无法估量，中华传统文化和人类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江浙一带人文荟萃，留存古籍甚多，“破四旧”时，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线装古书就达80吨。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在1966年八九月间被毁掉。炎帝陵被挖、舜帝陵被毁、大禹庙被拆、项羽庙被砸……我们痛恨当年侵略者对中国文物的破坏和掠夺，殊不知百年后国人的破坏有过之无不及。
“文革”之罪罄竹难书，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任何朝代都会为之自惭形秽。
“文革”幽灵仍在徘徊
温家宝在2012年3月14日两会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一警告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现实的判断。
“文革”结束后，出于中共党内团结和“为尊者讳”的需要，对“文革”的批判浅尝辄止，没有彻底清算。对“苏联模式”给中国带来的极权主义制度也未作深刻的反思和理性清理。因此“文革”的思想理论根源和政治制度依然存在。1989年后，不仅“文革”研究成为禁区，各层次的历史教科书也尽量淡化，甚至连涉及“文革”的文艺作品也成了禁区。随着“文革”真相日趋模糊，这场浩劫被越来越多的人淡忘，这就为“文革”死灰复燃提供了温床。
一些习惯“文革”思维的人，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对“文革”之恶有意掩盖，对“文革”历史大搞“虚无”，甚至公然违背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拒绝否定“文革”。某些政客也利用“文革”资源和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博取政治资本，实现政治野心。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所搞的“唱红打黑”模式，其实质、理念、政策、措施，基本是“文革”性的东西。各地不明“文革”真相的群众纷起效法“唱红”，一时类“文革”狂潮几乎搅动中国。既得利益者和政客对社会文革情绪和民粹式声势的直接或间接的怂恿，是“文革”可能复活的强劲动力。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片面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很多问题，如贫富空前悬殊、腐败空前严重、道德沦丧，侵犯人权等，社会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不少对“文革”真相不清楚更无理性认识的下岗失业的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强拆住房的市民以及对“文革”没有任何记忆又缺乏独立思考的新生代等，迷惑于“‘文革’是造反派整当权派的运动”的歪曲定性，幻想通过“文革”式运动实现社会廉洁和人权平等。这个群体对现实的不满，使他们成为“文革”的赞同者或潜在的拥护者，是“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演的社会基础。
在上述背景和条件下，近年，前总理温家宝所称的“文革余毒”肆意发散，“文革”幽灵不时闪现。
不少文人学者要钱不要脸，收受巨额“课题费”，给“重庆模式”造势。
一些极左文人重弹“阶级斗争”和“全面专政”老调，认为今天“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所以“专政不理亏”。这种对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鼓吹，是与法治精神和建设法治社会目标背道而驰的，其目的是抛弃法治，把中国重新拉回到以身份和思想为衡量敌我标准的“文革”深渊。
有的网站，大肆为文革张目，连篇累牍渲染“文革”暴力，攻击主张改革的国家领导人是“当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呼吁重回文革“大民主”年代，“惩奸救党”。
一些人叫嚣为“文革”翻案，与“文革”有关的歌曲和样板戏，也频频响于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在婚庆、专题饭店等很多场合，时常可见红卫兵的形象粉墨登场、招摇过市。
可以说，随着经济重压和权利不张的继续，“文革” 大有可能卷土重来。
面对逆流，有识之士皆忧心如焚，呼吁警惕“文革”重演。2013年6月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在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说：“你们如果关注社会动态，就能看到天边在积聚着乌云，就能听到乌云中酝酿的风暴。敏锐的人都能看到，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他提醒这些大学毕业生：“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你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
政治改革是杜绝“文革”重演的不二法门
要防止“文革”或“类文革”的重演，必须彻底清除滋生“文革”的土壤，消除其赖以生发的必要条件。
首先真正吸取教训，必须对“文革”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和真诚的反思。
真实的历史，是人类重建未来的基石。诚实地面对“文革”历史，就是实事求是，发掘“文革”真相，呈现“文革”事实。一般人都有起码的正义感，都有道德底线和良知，只要公布“文革”以及反右派、大跃进等灾难的档案，开放“文革”等禁区，重启“文革”等研究，把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人祸尤其是十年浩劫和疯狂呈现给人们，是非自有公论。让那些对“文革“怀有理想化情结的人们认清“文革”的真面目，是告别“文革”的起点。
其次，要强化法治意识，摈弃人治观念和作法。今天，一些人仍习惯于人治思维，试图用类似“文革”的运动、方式去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致使宪法仅属于国家权力行为，修宪、行宪、护宪还没有成为社会行为；“党比法大”、行政干预司法现象长期存在。这种藐视法治的人治行为不仅不会根本解决社会问题，还会因公平正义的缺失而产生新的矛盾，尤其对不同思想观念者的处置往往属于违法行为，产生新的冤假错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打破“文革”禁区，还是实行法治，都有赖于政治改革。所以，杜绝“文革”重演，最根本的措施，是全面改革，彻底终结“苏联模式”。要杜绝“文革”重演和真正解决今天的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才能避免“文革”浩劫再现，否则“文革”定会换个名称而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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