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名为《疫苗之殇》的文章刷爆朋友圈。一夜之间，问题疫苗成了人人谈论的话题，在网络时代，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讨伐者，种种质问抛向了涉事单位、政府部门。这种人人争相维护权益的场面，不得不说是国人在权利意识上的又一次进步。
其实，近些年国人在面对有损自身利益的事情时的维权事件不断涌现。2015年2月，广西南宁的李先生将当地一家超市告上法庭，原因是其销售的一款价值9.9元的中性笔标示不合格（外包装未注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但超市并未充分履行查验义务而继续售卖行为。又如一个价值8.8元的奶嘴并不存在质量问题，但零售该产品的超市却因为未验明其 “一等品”标示是否合法，而被消费者以“误导消费”为由诉诸法院。据广西《南国早报》3月15日的报道，这两个事件中的消费者都获得了终审胜诉的判决，获赔500元。
或许有人会说，疫苗事件毕竟事关千家万户，而刚说的两例超市案件多少有些“矫情”。为一件不足10元的商品，而且本质上并未存在质量问题，或存在使用时的安全隐患，竟然有人宁愿付出与“8.8元”价值不对等的申诉时间和一笔诉讼费，也要“争”一个说法的行为，就是反应过度，太“较真”。
可是，我却很赞赏这种“较真”，看多了朋友圈形形色色的“心灵鸡汤”——“人生何必太较真儿”、“太较真儿，你就输了”云云，往往就会反过来思考，我们的生活不是最需要“真”吗？如果人人不较真儿，这世界岂不就混沌不堪啦？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我喜欢的“谢耳朵”，他可谓是“较真”的典型，跟室友合租要签订细化到哪一天哪一刻谁用洗手间的合同，吃个外卖要也要计较“鱼香肉丝里面怎么没有鱼”，并为此学习中文，去到中餐厅讨要说法。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较真”这个词被划到了贬义的阵营。比如说谁爱“较真”、太“较真”，言下之意是此人不好相处、认死理儿，甚或还有愚钝、狭隘、遇事爱钻牛角尖、与人斤斤计较的意思。这多少有些一刀切，一棍子打死的意味。如果人人都“随大流”、“装糊涂”、“怕麻烦”，整个社会又有何规矩可言？试想想，如果布鲁诺不是宁肯被烧死也要坚持“日心说”，袁隆平不是较上了杂交稻的“真”，或许科学史的许多章节都将重写。假如“华南虎”、“毒奶粉”、“躲猫猫”等一些公共事件中缺少了媒体、政府、公众对事实真相的追问与“较真”，假如汶川桑枣中学的叶志平不是一次次“较真”去搞校舍加固和安全演练……那么若干事情的走向与结果，可能不会是现在所乐见的。难道我们不应当看到，倡导较真儿，并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是为了生活更美好。
对于“较真”的看法，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曾经说过，中国人生着一种病，那名称就是马马虎虎，“不医好这个病，是不能救中国的……应该学习认真，除去这一味药外，没有别的药了。”而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也是批评国人的不认真精神。毛主席也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如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坚持讲认真、动真格、求实效，要求我们在认真、较真、求真上下功夫，以认真的态度、较真的勇气、求真的精神，推动党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深入开展。如果分析处理问题，不较真，就会问题拣轻的说，剖析往客观上找，隔靴搔痒，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较真，就难有“辣味”，更不可能有“火药味”，既红不了脸，又出不了汗，更触动不了灵魂，无法形成积极健康的思想交锋。所以，在政协和代表委员当中，最让人敬佩的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识民情、接地气，带着群众的呼声和期盼，提意见、讲建议，反复多次、直言不讳。他们不是好好先生，而是“较真”先生。
如今，一些国人的马马虎虎，与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二战后的美、日、德等国)的严谨认真之间，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真希望，国人们能在学术上多一分较真儿，就不会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口诀；食品安全上多一分较真儿，也会少见许多地沟油、三聚氰胺等骇人听闻的事故；做人上多一份较真的心思，就会多一分真理，少一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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