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群/河北大学教授
胡耀邦离世26年来，人民一直怀念他。胡耀邦之所以活在人民心中，是因为他为中国社会拨乱反正做出了卓越贡献。
领导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伸张正义、平反冤假错案。毛泽东时代是一部政治运动史，毛泽东运动治党、运动治国。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性的运动有70多次。这些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失去了人权。
“文革”后，胡耀邦是中共最早提出平反冤假错案的人。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等粉碎“四人帮”，10月8日叶剑英派叶选宁通知胡耀邦准备迎接将分配的工作，并询问治国建议。10月10日胡耀邦回复的“隆中三策”之一，即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1977年3月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以后，在推动全面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同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呕心沥血，每天要亲自处理33封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申诉信，还要一一过目通过其他渠道转来的申诉信。如根据薄一波的请求，胡耀邦派秘书去薄家听其申诉，胡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
然而平反问题阻力重重。1978年6月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对胡耀邦说：中央专案组管辖的“大案、要案”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61人叛徒集团案”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但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他在1978年9月20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就要平反。”
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魄力和大无畏精神，领导和推动各部门冲破各种阻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当时民间俗语有“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
到1984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平反纠正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纠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错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加上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家属等，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
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不亚于林肯解放奴隶，它使无数被解救出来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等连同其家属，摆脱了与奴隶无异的处境，恢复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遗憾的是，平反冤假错案并未导致法制结果，没有剔除制造“冤假错案”的政治环境。
推动“真理标准”讨论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判定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必须把两者联结起来，而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梁。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并成为检验一切是与非的最高标准。
1977年2月，“两个凡是”出笼：“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胡耀邦从干部群众劫后余生的呼声中敏锐地意识到，解决一切问题必须打破这一紧箍。
胡耀邦在就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伊始，便甘冒极大政治风险，致力拨乱反正。1977年3月28日，他就开展读书活动对党校教员说：读书必须有针对性，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他在党校办了《理论动态》等三个刊物，“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通过这些刊物，他强调一个观点：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他组织写作班子，指导撰写拨乱反正的文章。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修改了17次的杨逢春等人的关于思想解放的文稿，引起强烈反响，报社一个月就收到上万封信件和电报，纷纷表示拥护平反冤假错案。
进入1978年，已任中组部部长仍兼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更加勇猛地向“两个凡是”冲击。1月至3月他在“理论务虚会”上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恰在这时，《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把正在研究“真理标准”问题的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召集一起，他们反复推敲后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由此抓住了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5月6日他第二次审阅、亲手改定该文后拍板发表。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该文。有了胡耀邦的支持，次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报纸，13日15家省级报纸转载此文。截止到5月底，全国共30多家报纸予以转载。胡耀邦说：提出真理标准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破除新旧个人迷信，粉碎新旧精神枷锁的理论武器，无论谁说的话都要由实践来检验正确与否。这篇文章振聋发聩，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激荡，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由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击中了教条主义要害，“凡是”派频频向胡耀邦施加压力。他们认为该文“很坏”，汪东兴说“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他还几次点名批评胡耀邦。胡乔木连续到胡耀邦家里恐吓他“你不能再这样写，这样党就分裂了”。
胡耀邦没有动摇，继续在《理论动态》上扩大战果，其中《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他看了5遍定稿，该文抨击了长期盛行的无视人民喜怒哀乐、专门靠“摸”领导脉搏吃饭的恶劣风气。当他收到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篇重磅文章——中央党校吴江和孙长江所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后，为了避开阻挠，他便让人“去找大将，找罗大将”。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鼎力支持下，1978年6月24日该文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动摇了“两个凡是”。之后胡耀邦又组织撰写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
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达到高潮，成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思想，为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创新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这场讨论的胜利固然离不开华国锋的宽容态度和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但胡耀邦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起到了先锋和中坚作用。只是这场大讨论没有带来言论自由的机制，宪法第35条至今虚设。
保护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思维的群体。他们不依附、不谄媚，以坚忍不拔的质疑精神，对历史和现实保持着怀疑和批判的姿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衡量文明与野蛮的试金石。
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都是挨整的对象，尤其是反右派运动以思想、言论定罪，把几百万知识精英打入另册。中国知识分子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贻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胡耀邦对此深恶痛绝。美国学者杨力宇回忆，1986年胡耀邦在与他长谈中，对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痛心疾首，认为文革和“反右”对中国人民及知识分子而言实是“浩劫”。
胡耀邦复出后冒着风险，顶着压力，为被迫害的知识分子洗清冤屈。1978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对30多万名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予以平反。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厉声驳斥：“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胡耀邦把知识分子定性为社会发展的智力因素和国家瑰宝，强调要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在1983年3月马克思逝世百年纪念大会上说：“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绝对必需的的智力因素，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并且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把这看成是‘基本建设’，并且是‘最基本的基本建设’。”
胡耀邦几次疾呼，“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能做伤害知识分子的蠢事。1979年夏天在为马寅初平反的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1980年2月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胡耀邦特别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讲到激动处，他站起身来，举着攥紧的拳头，提高声调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胡耀邦直接或间接启用了一大批思想家，这些人批判专制主义和极左思潮，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舆论基础。为了抵制极左势力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胡耀邦尽其所能保护了众多思想启蒙者和有关人士。1979年12月他调任中央宣传部长后立即和上海打招呼：不要忙于对作家沙叶新及其剧本下结论。沙叶新日后说：“是耀邦同志给了我文艺创作的春天，给了我创作的大好时机，我没齿不忘。”1980年当作家白桦的作品上升为政洽问题、胡耀邦被说成是“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时，他仍然重申：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借此发动一次政治运动。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回忆说：“我总是认为在我的一生经历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英明果断，力挽狂澜，我们这一小撮在《毛选》中点名批判的‘六教授’决不可能这样容易破冰山重见光明的。我能有今天，就不应该忘记耀邦同志对我们的这段恩德。”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为中国知识界撑起了蓝天，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思想活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只是胡耀邦的在天之灵不会想到，几十年过去，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在异化为犬儒。
抵制“反自由化”
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任意行事的权利。自由与民主互为表里，“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与专制互为冰炭，有专制则无自由。
胡耀邦是公认的正直无私、充满正义感的人。胸怀良知、心忧天下，使他比较接近宪政理念，正如王元元所说：“他脱离了从古到今的专制意识。他的人格更趋向为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人格，不封闭，用现在的话说，是和世界接轨的。”
自由是人的权利，是人得到解放的标志，反自由、反民主者即是人民公敌。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策划的长文《人民万岁》，文章说：“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官僚主义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胡耀邦不惧压力，支持人民行使自由民主权力。他在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小组会上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胡耀邦主张反省无产阶级专政。1982年10月14日，他在同法共中央总书记乔治·马歇尔谈话时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走了弯路，“我们没有认真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他说：“你们法国党、意共、西共，都不赞成提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也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我反复说：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多讲，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就好了。”这里他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相对，实际否定了源自苏联的政治模式。
他强调政治、经济同步改革。1983年1月，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进行全面改革：要“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坚决而有秩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而不是犹豫不前，老是被动”。
集权主义者绝不允许自由民主理念见之于实践，他们把自由民主贴上资产阶级标签，不断以“不坚持四项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罪名，动辄给坚持经济改革尤其坚持解放思想政治改革的人扣上自由化帽子，并把胡耀邦视为坚持“自由化”的总后台。
胡耀邦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使他必然抵制反对自由的行为。杨力宇回忆，“在与笔者谈话时，胡耀邦也表示坚决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反精神污染。”他和赵紫阳等联手对1983年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界限，使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便停止了下来。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更是避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突出了自由、民主理念。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过严重斗争，但胡耀邦所坚持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
1987年1月，胡耀邦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这一“罪名”恰恰反映了胡耀邦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国问题的根源恰在偏离了增进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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