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与华裔妻子普莉希拉陈捐出目前市值为450亿美元的99%“Facebook”股份，作为给刚出生女儿的礼物。在媒体的梳理中，扎克伯格十分低调。尽管他在福布斯2015年全球富豪排行榜排名16，比李嘉诚还要靠前一位，拥有334亿美元的财富，但是平素低调。他拥有的三辆车加起来不过6.4万美金，甚至不如一般的中产家庭，婚礼也在自家后院举办，在意大利度蜜月时还被人看到吃麦当劳快餐。
“低调”、“接地气”是媒体给扎克伯格贴上的标签。国外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以手表为例，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戴的是一块10美金的手表，墨西哥电信大亨斯利姆佩戴的也是一块塑料手表，这二位都曾当过世界首富。反观中国富豪，似乎少有这样的人物，更多给公众一种张扬、奢靡、炫富的直面观感。媒体爱盘点的，是富豪的座驾、豪宅；上头条的，是铺张奢华的婚宴；社交媒体上，受追捧的是富豪玩世不恭、光怪陆离的表演。中外富豪何以面貌大不同？
富豪的钱去哪儿了
富豪呈现怎样的形象，关键看他们是怎样去花钱。
扎克伯格虽然低调，但不吝啬。据彭博社2014年有报道：2013年最富裕的中国富豪的捐款额连续第二年下滑。去年，仅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的个人捐款达10亿美元，超过中国前100名捐资者的捐款总和。而根据奢侈品专业研究和顾问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中国人2014年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元，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当然这些数字并不能都算在富豪头上，但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0167元，恐怕在奢侈品方面，富豪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
当然，国外富豪炫富、铺张的也不少，但相形之下，国外富豪大量的财富流向了公益事业，仅扎克伯格一人的慈善捐款就相当于中国前100名的总和。如此巨大的差距，导致富人形象的差距也几乎是难以逆转的。“富润屋，德润身”，这似乎是中外富豪大体上所处的两个不同阶段。
一掷千金并不完全是个负面词汇，关键是中国富豪的财富展示常有表演性，是一种对财富力量的宣示，有时也对公序良俗产生侵略性。比如曾经的山西首富邢利斌据传花费7000万为女儿举办婚礼，极尽奢华，并请来了多位明星表演。事后他解释花费实为1500万元。即便如此，邢利斌公司所在的吕梁市还就此专门发文，明确要求企业家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财富观，不炫富、不摆阔、不挥霍。如今，吕梁已是闻名全国的腐败重灾区，邢利斌也正接受调查。
曾经以邢利斌为代表的山西商人，是个在舆论场上“叱咤风云”的群体，他们“视金钱如粪土”的传说至今仍在流传。他们的精神也有了传人，那些善用社交媒体的商人、富二代们，在更大范围里赤裸裸地用财富堆砌起身份符号，展示出通过财富塑造阶级的能力。想想已经触犯法律的郭美美，她搅动的浑水，让公众看到了我们眼中的公益，不过是他人挎着的名包、座下的跑车。公益都能变成一场买卖，富豪的形象又如何改善？
形成成熟的财富观需要时间
成熟的财富观，可能是个比财富更难得到的东西。追求财富的逻辑或许相对简单，可能是坚持不懈、奋斗不息、创造力迸发、具有独到眼光这类充满力量的元素；而财富观的逻辑，可能是内敛的、节制的，可能得明白“富而好礼”、“月满则亏”的道理，是对拥有财富之后、喷薄而出的欲望进行的克制与升华。
在国外，曾经也存在过疯狂展示财富的原始冲动。19世纪末，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仑有感于彼时欧美富豪大肆购买豪宅、追逐纸醉金迷的生活，写下了经济学名著《有闲阶级论》，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理论：购买商品的目的在于通过夸富式炫耀博得社会艳羡而提升其社会地位和声望、荣誉，从而获得社会性的自尊和满足。那时的富豪，其行为大约与我们今天口中的“土豪”差不多，有钱而任性。
财富观需要慢慢沉淀，相比发达国家数百年财富累积的历史，中国人的财富爆炸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这几十年，尚不足以彻底改变社会心理，从自卑到自傲，从穷怕了到富疯了，放到历史的长度里，这样的转变恰如一瞬间的事，不同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就容易产生时代性的迷茫，有钱了，怎么花？
想想那部引发热议的电影《小时代》，或许传递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独具特色的声音，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评价它“暴露了中国现今社会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电影中角色的灵魂是空洞而轻薄的，角色行为的背后是在财富支撑下的欲望涌动。很多中国富豪亦是如此，在急剧变动的时代舞台上，尚未找到一种在波涛起伏中屹立站稳的姿势，有时不免表现出手足无措的失态。
有一段时间富豪相亲会的新闻频频曝出。2013年，武汉有一场相亲会颇为荒诞：门票99999元，要求女子穿泳衣。8名男嘉宾均为千万富翁，万名美女仅40人入围，甚至有女孩带处女证被70后房产商相中……这样的相亲会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形式大同小异。想想参加这些相亲的富豪，正当年轻，他们的财富大概是新近获得的，思想却又有些陈旧。财富骤然堆积，可以在短时间里形成粗糙的财富观，即把很多事物量化成金钱，进行等价交换。而成熟的财富观，却需经沉淀方能形成，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对于很多中国富豪来说，形成对社会充满温情、能够满足心灵的财富观，还需要时间。
社会公平是更宏大的议题
之所以有富豪热衷炫富、有民众厌恶炫富，这背后还有一个潜在的刺激因素，即社会公平、贫富差距这个大议题。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尽管比2013年的0.473略低，但依然是个较高数值，0.4就已经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了。
正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较大，跻身富裕阶层并不容易，也只是少数人，他们展示财富的欲望会更强，急于通过奢侈的消费来证明自己在拼搏道路上的成功。而对于公众来说，他们对于炫富行为也会更加敏感，心态也容易失衡。因而富豪的面目有时之所以显得狰狞，部分原因是被贫富差距给折射得更显著了。
所以，富豪形象的缺陷，也往往并不只是富豪的事。还在于我们能不能处理好社会公平这个大议题。社会公平，往往意味着富豪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方能平衡社会的稳定。前几年经济形势并不理想的时候，曾经有过一连串的西方富人要求给自己加税的新闻。在美国，巴菲特抱怨对富人的税收太低；在法国，16名富豪联名向政府呼吁，多收他们的税，以缓解法国金融危机；在德国，50位富人向总理默克尔请求“让我多交点税”；在意大利，法拉利老板蒙特泽莫罗公开表示愿意多交税。这并不只是富人们的良心发现，而是国外的税收体系较为成熟，对税收的调节作用运用得更为充分，富人须承担课税，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思维。比如美国，2011年1%的富人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9%，所缴税款却占全部联邦所得税的35%。社会机制的调节，既稳定了社会关系，同时也提醒富豪们，他们的财富不仅用来个人享受，也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社会公平不仅意味着让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让中产阶级日益壮大，还意味着建立一套社会规则，是富人不能逾越的，对富人来说，规矩的束缚甚至要更为严苛。就好像为什么富豪飙车总能刺激人们的眼球，因为这意味着飙车这种违法行为对普通民众的权益构成伤害，而富豪们的无所顾忌，显示了他们拥有能够逾越规则的能力，这才是最令公众恐惧的。
把社会公平这个大议题解决好了，通过这种外力的倒逼，或许富人形象的转变，能够更快、更彻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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