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作家乃至哲人、高士，常以“自白”示人，或表明心迹，或自我剖析，或叙述经历。
“自白”即自我表白，意即由自己说明自己的意思。它与“自述”有别，自述重“述”；它与“自供”迥异，自供含贬义。
“自白”之特质为表白，极富个性。他们常以赤子之心对待读者，即“将心交给读者”，“坦诚”为“自白”之主要特征：即以诚实、赤诚的心态，以诚意、诚挚的姿态面对读者。由此可知：哲人、名家的“自白”实其“心史”。“自白”是自省的产物，含“自省吾身”、“反躬自问”之意，说白了就是敢于对镜自照，敢于自责，自我发现弱点、不足并自觉改正。当代著名作家丛维熙在《说“忏悔”》一文（见《光明日报》2015.11.6第15版）中倡导这种精神，称它为人文美德。
近日，读到一位退而不休的老年作者的题为《我的“五个一”工程》（见《杂文月刊》2015.10上）的文章，作者“自白”：有朋友问我退休后在忙些啥？我说休而不闲，换一种活法：一台电脑，一只股票，一篇文章，一本书，外加一老翁（自号“五一居士”），经营“五个一”工程。
其文在“一本书”里提到“白首方悔读书迟”时才发觉自家累年买的书因“忙”而束之高阁的，最少也逾千册，此公实话实说，倘以三天读一本计，也得花十年方能读完。虽说“白了少年头”，但仍有不懈进取之心，精神可嘉。
生于当世的人们，人人都在努力寻求真知的源头。人可以平凡，却不可平庸；人可以富贵，却不可骄奢；人可以保持沉默，却不可让人认成无知……我辈若要获得如此的明慎，就必须去寻求这些真知的源头，那么阅读具有伟大心灵的哲人、名家的著作就成了必然。基于此，我们就不再局限在一种肤浅的生存状态之中，我们的灵魂将更为高贵。
初览中外哲人、名家的自传、自述，从中可以悟出：“自白”实可视为一种特殊的、颇显个性的文体。它记录某位历尽沧桑、历经磨难的人的辛酸“心史”，其历程之长、其感悟之深，足供后人借鉴，可作为“人生宝鉴”、“座右铭”，可作为成就一生品格修炼的经典，可指引迷津，从而寻求生存的意义。
本文分述中外两位哲人、名家及其著作——卢梭的《忏悔录》和巴金的《随想录》，略述管见——两位巨匠的自传、自叙、回忆，均可作为“自白”的经典范例，并从中引出对后人的启示。
先说西方的，卢梭（1712-1778）这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其不朽名著《忏悔录》是他晚年所写的一部自传。1762年卢梭作品《爱弥儿》出版，因触犯了封建专制统治阶级，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先后逃亡瑞士、普鲁士，被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遂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就在这一年（1765年），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这部自传。这位钟表匠的儿子，从下层人民中走进法兰西思想界。他在《忏悔录》第一章著名的开篇，一下子就显示了这种悲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亦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于此，可以看到一位哲人的坦诚、真挚，堪称为胸襟坦荡的思想启蒙者。
卢梭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像乞丐一样进过收容所，只是在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之后，才逐渐脱掉听差的号衣，成了音乐教师、秘书、职业作家。之后，当卢梭登上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也就填补了那个在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忏悔录》写的就是这样一位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与专制反动统治激烈冲突的历史。《忏悔录》确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不摆谱、不隐恶。卢梭鄙视过去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惊世骇俗，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
次说中国的，巴金这位文坛泰斗，他晚年封笔之作《随想录》，堪称为中国版的卢梭《忏悔录》。
《随想录》一书，由《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本书合成，计46万字。
无巧不成书。《随想录》与《忏悔录》真有渊源之缘，可谓一脉相承。巴金在《<探索集>后记》中自述：“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了诚实，不讲假话。”
在《<随想录>后记》中说：“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讲真话。”
这位从事写作60余年的老翁坦言：“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5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一次了”。何等悲壮，令人动容。
巴翁终其一生，时时处处紧握手中的那支史笔，生命不止，奋斗不息。“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
巴翁回溯他本人的创作道路及创作的动因，并阐述写作的目的：“最初拿起笔写小说，我只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我想念中国，想念亲友，为了让心上的火喷出来，我求助于纸笔。我住在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充满煤气味的房间里，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着笔。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痛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写完小说，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时期的安宁。小说发表后得到读者的承认，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枝笔。”
巴翁在生命终止之前，历尽多年病痛的苦楚，坦告：
“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
“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
作为读者，每读《随想录》，每想起巴翁的“自白”，深感：这是一部用血和泪写成的巨著，便油然产生对这位文坛巨人的敬佩之情。
巴金的“把心交给读者”、“要讲真话”是千古警语：
巴金精神是精神财富，时刻在启示后人，必将永世流传！
（作者系国立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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