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曾流行过这样一则预想：21世纪将是在家办公的时代。“在家办公”与自由职业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前者并不牵涉到工作的雇佣性质，强调的是可以不必去到办公室便可在家就完成工作。在今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化办公的流行，“在家办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因为即便不说是全职在家办公，在下班之后或是假期，通过互联网完成领导或公司交付的任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成为一种常态。
但自由职业，不仅意味着工作地点的“自由”，更突出人脱离了传统的公司雇佣模式，变成“自己雇佣自己”。特别是在“自由职业者成为最幸福职业”的调查结果出来后，不少人又会进一步联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迎来一个人人可“自由职业”的时代？
自由职业的发展现状
传统印象中，至少中国人对于自由职业的定义，一般都比较狭窄。典型如知识分子式的自由撰稿人。事实上，一些驰名中外的文人、作家，也大都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在今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个人主义的兴起，社会观念对于自由职业的接纳度提高，自由职业的边界已大大突破，更多的人或行业都拥有了“自由”的可能。
目前真正的自由职业者人群到底有多大？以中国为例，它现在还缺乏足够准确的统计数据。这次小康杂志社的调查，也未给出确切的数据。网上目前流传的数字，相差也较悬殊。如2007年有媒体报道，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5000万人左右。这里的“灵活就业人员”，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自由职业”到底是否完全吻合，尚存争议。也另有说法称，自由职业者不在中国各种统计数据之列，据估算会在2000万以上。
在百度百科中，对于中国自由职业者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小本生意人，如个体零售店、小吃店、冲印店、装修公司老板等；第二类是没有底薪的推销员，如寿险顾问、地产经纪、广告中介、直销人士；第三类是专业人士，如摄影师、专利代理人、律师、会计师、艺术家等。
这样的分类应该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符合当下对自由职业的普遍认定标准。但就中国的劳动力构成分类来看，又仍旧不乏争议。比如农闲季节在城市自由流动务工的农民工到底算不算自由职业？他们能否称为“专业人士”？
自由职业在国外的出现并引发公共层面的关注，应该比我们早。2006年，日本财务部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发布了题为“关于多种就业形态的研究会”的报告书。报告书中提到，由于目前日本就业形势严峻，导致很多毕业生在择业时成为自由职业者。由于日本公司雇用的自由职业者和正式员工在薪金待遇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即使将来就业形势好转，自由职业者转为正式员工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预计25岁以上的中高年自由职业者将从目前的93万人增加到了140余万人。
这一判断被应验。2014年，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年轻劳动力人口当中，自由职业者所占比例达到6.8%，创历史新高。
在美国，自由职业者也呈现出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2013年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劳动大军中，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工作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据预测，美国已经有1600万名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工作者。
从这些国家的案例来看，暂不论成因和职业的满意度，自由职业成为一个日益增大的就业形态，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已是现实。
自由职业美化与误读
不可否认，人们在评判自由职业时，总难免带入一种审美上的亲近感。比如，从名字上看，它契合绝大多数人对于“自由”的向往。而在传统定义中，自由职业几乎是知识分子们的专利，这也多少加大了人们对之不自觉的美化。再比如，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加大、节奏变快。相较而言，一份可以完全由自己安排的工作，当然存在不可小觑的诱惑。
但自由职业也仍面临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压力。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哪怕在今天，一个人完全处于“自由职业”状态，未与组织化的企业和公司签订用工合同成为无“单位”的人，也很容易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这点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更是如此。
这种观念国外也很难说没有。如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30年前放弃餐馆生意选择全职写作时，也遭遇了身边人的质疑和不理解。甚至在日本，自由职业人口的增多，是从就业形势严峻的问题上来被提出来的。通俗讲，自由职业，是一个需要从国家层面来加以应对的社会问题。
一篇《日本自由职业者激增的社会原因与对策》的博士论文分析道：自由职业的人口增多，与其说是年轻人自身的原因，不如说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状况的低迷和企业用人制度的变化滋生并助长了日本青年严峻的就业现状。
作者还通过具体的分析，对自由职业人群在社会的增多抱以悲观态度：自由职业者收入微薄，储蓄率低，消费支出过少，会大大削弱日本的经济活力。纳税和保险费缴纳不足又会动摇财政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根基。另外，储蓄率过低使结婚成家在经济上变得不切实际，间接导致了晚婚和低出生率趋势的恶化。成为自由职业者后青年很难接收系统的职业训练，长此以往人才断层，会降低日本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阻碍经济的发展。总之，自由职业者数量的激增对日本社会整体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样的结论和分析，其实不无道理。近年来自由职业人口在中国的增多并成为热门话题，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给就业带来的压力，或许不无关系。当传统的就业方式无法给人以确定的安全感，一部分人主动选择“自主就业”来自救，并不难理解。当然，还不排除一部分人是被动丢失工作而进入自由职业者的行列。
不过，这样的分析主要着眼于自由职业增多可能带来的弊端，而忽视了其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比如，自由职业对于一部分确实具备独立能力并有独立追求的人而言，不过为了更好的实现自身的价值，其当然是利大于弊。而自由职业或创业，也可以带来新的就业，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自由职业的未来
正如人们成功预言了21世纪将成为“在家办公”时代一样，自由职业增多，将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择业常态，同样应是一个可预见的趋势。
有美国招募机构预计，在2020年之前，美国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工作者的人数将进一步攀升至6500万人。在中国，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14年O2O自由职业者分析报告》显示，82.6%年轻人向往自由职业，O2O自由职业者呈现年轻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分享经济的普及，自由职业将迎来更多的机遇。
社会观念的开放，也给自由职业营造了更好的舆论环境。过去我们太注重于依靠单位的力量来获得安全感，但随着现实机遇的增多，个人主义观念的强化，更多的人已经将“时间自由、职业自由、财务自由”视为理想人生的目标。自由职业或从以往被迫的选择成为多数人的主动选择。
相较于有着固定“单位”的传统就业方式，自由职业者一个最大的担忧就在于安全感缺乏保障。这一点随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完善，如一些地区已经允许自由职业者可以缴纳社保，当单位工作和自由职业之间的福利落差逐步缩小，个人生活安全感增强，自由职业的后顾之忧也将大大缓解。
自由职业增多在过去之所以常被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就业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企业的组织框架和用人习惯并未改变。然而在今天，企业的小微化、用工形态的多元化，不仅给了自由职业者更多的就业平台，也重新定义了新的雇佣方式。据统计，美国自由职业者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已达4000亿美元，且约有90%的企业招收非正式员工。而当下在中国，典型的如uber等专车的兴起，发展了一大批的专车司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由职业者。
剔除价值观上的偏好和就业环境的影响，理想状态下的自由职业，应该是那些敢于追求独立又具备独立工作能力之人的一种最佳选择。它与全职性工作并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低之分，而应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囿于观念、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给人以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
将自由职业的流行，称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并不为过。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面对这一趋势，不应该是过度担忧其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而是思考如何以公共服务的提质和完善，让更多的人对于就业有更多元的选择。对于个人而言，自由职业不应成为一种盲目跟风。全面权衡下作出理性选择，方能有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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