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幸福，一千个人恐怕有一千种描述。而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观点，或更能收获共鸣。在托尔斯泰眼中，幸福并非是抽象意义的哲学概念，而是“存在于生活之中，而生活存在于劳动之中”。有职业，有劳动，才有生活和幸福。
日前，一份调查引起了公众的热烈讨论。这份由《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的“2015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职业”排名前十位的依次是：自由职业者、教师、政府官员、艺术工作者、普通公务员、导游、民营企业家、健身教练、演员、创业者。
万物两面，有幸福，就有不幸福。且要看到，幸福的状态毕竟只是少数，在关注这份“最具幸福感职业”榜单的背后，我们是不是更该把焦点放在“不幸福”上？这也是当前中国职工总体的职业现状。几年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曾联合国内众多知名人力资源管理和心理学专家，开展了一次中国职工“工作幸福指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28.8%的被调查者感觉工作幸福感偏低；64%的被调查者工作幸福指数得分并不是很高；只有9.7%的被调查者的工作幸福感较高。无疑，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流动性的社会，幸福感不仅来之不易，且十分脆弱。职场激烈，风起又云涌，究竟，是什么偷走了你的职业幸福感？
收入直接影响幸福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离开经济条件的保障来谈幸福多寡，无异于纸上谈兵，得不出真实反馈。这一点，已被古往今来无数的历史细节反复证明。事实上，作为隶属于《求是》杂志社的一家中央级大型政经类月刊，《小康》杂志近几年持续关注国人的职业幸福感。而从近几年的调查结论来看，经济因素，尤其是收入水平的高低，成为直接影响国人职业幸福感的首要因素。
从2015年的“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来看，在“影响职业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上，收入排在第一位。具体来说，有几个数据值得注意：在本次调查中，有3成受访者（35.1%）觉得“钱越多、越幸福”；有4成受访者坦承，“提高工资水平”对幸福感的提升帮助最大；收入的高低与职业幸福感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其实，金钱多少与职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早在3年前《小康》杂志所进行的该项调查中就被清晰证实。在“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中，有达到61.1%的受访者认为，收入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最大因素。那么，收入水平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这一疑问，可从近几年国内发生的“罢工”、“求涨薪”等事件中进行一番探知。在此，不妨以2012年的河南新飞“求涨薪”事件为例。
2012年10月9日，在河南新乡，有数千名职工举着已经离世的新飞电器董事长刘炳银的照片，聚集在公司总部门口，高喊“新飞危急”，要求公司给予员工涨薪。据当时媒体的报道，新飞电器已经有连续10年未为工人涨过工资，当时在一线工作的工人月收入只有千元上下——而彼时新乡当地的平均工资是2000多元。此事件在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直到3天过后，10月12日，新飞电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接受劳方包括涨工资在内的八大诉求，这一事件才告一段落。
当然需要看到，收入水平是一个综合概念，除了工资一项之外，构成整个收入拼图的，还有一些与经济因素相关的福利待遇。比如年终奖、绩效工资、带薪休假等等，这些因素同样至关重要。比如，在“2015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中，就有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最能提升自己幸福感的待遇、福利是年终奖。此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等待遇和福利，也都能够对职场人的幸福感提升起到较大作用。
由此可见，个体收入水平的高低确已成为职业幸福感多寡的首要因素，一般情况下，收入越高越能感知幸福，是一个较普遍的定律。
职场因素左右幸福感
当我们谈论职业幸福感时，金钱因素可能是首要影响因素，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呢？其实不然。在英国统计学家辛普森看来，一个人创造和拥有财富的多寡，并不总跟幸福感成正比。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人们耗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增加财富，但是幸福感却没有相应提高，这就是著名的“辛普森悖论”。
而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中，实现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后，将会依次面临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三个更高层级需求的挑战。职场幸福感也一样，机遇在增多，人们的就业择业观念和认知也在不断更新，时至今日，除了收入水平，至少还有以下几大因素左右着人们的职业幸福感。
比如，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与自我预期和理想的契合度如何，影响着职业幸福感高低。2013年的两项统计可对此佐证。一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发布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2-2013）》显示，认为自己很不幸福的人之中，32%的人最想要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也就是说，有超过1/3的人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既然已不满意，又何来幸福感？二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1591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2.7%的受访者不满意自己目前的职业，63.5%的受访者希望能重新选择职业。在认为自己职业不理想的受访者中，有36.9%的人认为是从事行业不合适，37.2%的人表示是个人缺乏明确的职业方向和规划。更刺眼的是，有90.3%的受访者感觉职业不理想对个人幸福感影响大。由此可见，职业是否符合预期，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们职业感的重要因素。
与同事和上级的协作是否融洽，也是左右人们职业幸福感的一大因素。多年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曾发布过国内第一份《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报告》。该调查涉及了IT、医疗、房地产、物流、金融、政府机关等多个行业，不同城市、不同教育程度的职场人士，共有5000多名在职人士参与，调查的结果在今天同样值得借鉴。在该调查中，有40%的人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有超过50%的人表示对自己的直接上级不满，影响职业信心和幸福感。另有调查证实，“对自己直接上级的管理方法和风格感到不满意”，是职场人士跳槽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比如，职工所在企业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如何，也对职业幸福感构成现实威胁。在上述《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报告》中，有几组数据值得重视：约有1/3的人认为他们公司的工作量不合理；近半数人对自己所在单位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6成多的人认为自己所在单位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不合理……
显然，除了金钱，工作管理制度、企业文化、晋升渠道、平台“附加值”等层面的优劣，越来越左右着职工的职业幸福感，也反作用于企业和单位的生存与发展。
权利缺失拉低幸福感
除了上述因素，幸福感其实也与个体的心灵是否丰盈相关。幸福经济学家有一个观点——“在体验经济时代，向快乐回归才是合理的”。当财富在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健康、亲情、心态、环境等非金钱因素对幸福的提高有更大的功能。在“职场如战场”的今天，这些非金钱因素能否得到满足，要看个体的权利能否得到兜底。这在近几年的“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中，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共鸣。
在《小康》杂志社发布的“2015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中，多达91.8%的受访者表示，希望适当减少工作量，从而增加与家人、朋友一起休闲的时间。同时，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诸如旅游度假、健康体检等福利，也都能对提升职业幸福感起到较大好处。而在前述《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调查中，也有59.7%的人希望新工作能让自己平衡工作和生活。这实际上给各用人单位提出了一个现实课题：如何结合实际条件，优化本企业的弹性工作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以及提升员工的健康福利，这背后一一对应的，无疑都是真真切切的个体权利。
如今已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过去那种“不为自我，只为集体”、“舍小我求大我”的工作献身精神，已经越来越不适合现代企业的管理和运营。不管企业怎么向前走，都应优化组织架构、提升经营效率，将保障职工的权利放到重要位置，只有给予职工尊严和信心，企业才能谋得品牌形象、经营效益和社会责任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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