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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之变:未必到来的影响

yangguangjujiao 2015-11-19 10:12:28 朱昌俊/特约撰稿人 总第208期 放大 缩小

“经济搞上去,人口跟上来”、“农村要想富,多生孩子多种树”、“多生多养,政府奖赏”……这是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刷屏的“未来计生标语”。虽是调侃之语,但颇具荒诞意味的表述,却不得不让人联想生育政策的转变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改变。

人是万物的尺度。计生政策调整,人口数量、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必然或多或少地作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预见可能产生的反应,才能有准确而有效的应对。

人口学意义上的影响

在人口学意义上来评估政策的影响,这是计生政策调整所首要考量的因素。社会目标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怎样,放开二孩,人口增长会不会失控?所增加的新生儿会否带来其他社会负担或问题?每一个都不容忽视。

有报道揭露了此次政策调整的决策内幕,称决策者调整人口政策有三原则:一是新增人口不能大起大落;二要保持人口结构均衡,实现一对子女替换一对父母;三是政策调整“软着陆”,不发生社会动荡。在决策的角度,这当然是负责任而必要的做法。

从政策制定的前期调研和正视放开后的各项调查来看,全面二孩政策要突破上述三原则的几率恐怕很小。亲历了整个决策过程的国务院参事、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就称,此次全面放开二孩受益人群9000万,预测生两孩人数约2000万左右,分5年释放,第一年较少,此后逐年递增,年均多出生400万左右,先每年出生1600万,高峰时年出生将超过2000万人口。数千万的人口增量确实不算少,但对于人口基数达13亿的中国而言,其对人口现状的影响显然难以称得上是“大起大落”。

相关调查亦显示,在80后、90后的受访者中,选择不要孩子或者只要一个孩子,即不想生二孩的比例为56.8%,明显高于整体受访者的47.3%——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在这样的生育意愿下,全面二孩的政策很可能连上述政策目标都难以达到。

不过从长期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对于未来的人口结构、劳动力状况和以及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还是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的一项针对从2012年起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统计研究显示,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6%,比维持政策不变低1个百分点;203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升至23.6%,比政策不变低1.6个百分点;2040年,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至27.3%,比政策不变低2.8个百分点;2050年两种方案下人口老龄化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为29.9%,比政策不变低4.6个百分点。从这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降低未来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上,还是有明显的作用。

对老龄化程度的稀释或是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结构影响的一方面。在另一种意义上,全面二孩的推行,也意味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将会减少。独生子女数量的压缩,会对未来的中国新兴人群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将如何体现出来,或许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人口学问题。   

经济学视角下的全面二孩

对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松绑,官方的政策考量中,经济学视角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原因。五中全会公报的表述中就有鲜明体现:中国将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应对老龄化中就包括养老金的支付问题,这无疑是一种经济目的。

市场也非旁观者。在消息公布的当晚,有关“二孩”概念股已被热炒。消费方面,在民生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少君看来,当前全面放开二孩符合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从消费者需求端看,大量新生人口未来将催生消费需求,特别是能催生年轻消费者对文化、服务产业的需求。例如,婴儿出生前后的妇幼保健行业将迎来诊疗人次的增加,婴儿成长中的日用品、奶粉、儿童用药的需求也将增加,早教、文具用品等行业的消费也将上升。

“二胎未动,购房先行”、“准二胎者,优惠更大”。这是二孩政策公布后,重庆一家楼盘打出的销售广告。关于生育政策开放对于楼市的影响,其实早被各方关注。众多研究者就认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将改变人们购房预期,刺激大户型住房市场,改善性需求增长趋显。比如一些家庭为了迎接第二个宝宝,而换面积更大的房子。尤其是全国各地学区房的地位将更加不可动摇,学区房及入读名额的争夺也将愈发激烈。

人口增多除了可能带来消费红利,劳动力供应的加码同样是直接作用。曾有专家就中国的劳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做过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人口和经济发展呈正相关。也就是说,以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形式和水平,劳动力人口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而现今的情况是,中国已经连续3年出现劳动力人口下降。所以,在二孩放开后,其在劳动力供应角度可能对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或值得期待。

之于人口增加对于经济的拉动效应,美国在二战后出现“婴儿潮”一代或可作一番参考。1946年初至1964年底,美国大约有7800万婴儿出生,并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长远影响,如1950年-1970年是婴儿食品、玩具、动画片、迪斯尼乐园和流行音乐;1980年-1990年是个人电脑和互联网;1990年-2000年是婴儿潮的收入和消费顶峰期,他们掀起了汽车、房地产、奢侈品和金融市场的热潮。2000年之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他们为旅游、化妆品、药品和医疗服务创造了巨大市场。

不过在分析这些影响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都只具有理论上的参考价值。中国在二孩放开后出现婴儿潮的几率其实非常之小,而由于本身人口基数大,新增人口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可能如美国婴儿潮般明显。甚至财经评论员叶檀还认为:消费不能靠增加人口来解决。贫困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是个悲剧,我们在现代非洲见证了这样的悲剧,上世纪中期在中国也发生过同样的人口增长而经济停滞不前的悲剧。

看来,预期中的二孩红利能否如期而至,答案只能有待现实来给出。

最需要的改变

全面二孩是否能够带来政策预期的“红利”,尚充满不确定性。然而人口增长需要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进行相应的转变,却是无疑的。

公众首要关心的就是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问题。此前湖南省率先表态:“即日起,不符合湖南省现行生育政策的夫妇已经怀孕第二个子女的将不作处理”。但随后国家卫计委指导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必须依法启动实施,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配套的法规规定也要相应修订,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施行之日,才是“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之时。各地各部门都必须认真执行好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维护良好的生育秩序,不得自行其是。

依法执行生育政策,无可厚非。但生育行为毕竟有其特殊性,严格按照法律修订后再予以施行,既欠缺人性化,也与全面二孩放开的政策目的存在偏差。尽快让政策落地,应该是当下相关部门最应该作出的改变。

放开二孩,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生育行为将增多,它对于计生服务和相关的医疗保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颇值得重视的细节是,在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中,有一部分是70后,他们属于高龄产妇,计生工作对这部分人群就有必要施以有针对性的服务。此外,医疗、卫生,包括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上,都需要有侧重的财政安排和配套跟进。

全面放开二孩后,从社会的整体生育意愿看,超生等现象都将大幅度减少。这也意味着计生工作从往日的主要“管理生育”转向为更好的服务于生育的转型任务更显迫切。在“提高生殖健康及妇幼保健服务,做好优生优育工作,全面提高人口质量”方面,计生部门理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它对计生队伍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甚至在未来,计生政策要从松绑计生限制迈向为鼓励生育。在民生保障的角度,还要致力于淡化人们对生育成本和“养不起”的焦虑。当然,这已是一个全局性问题,非计生部门所能够单独解决。

诚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教研室主任刘爽在与媒体访谈时所指出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高,政府有了更大的责任。是的,政府责任如何摆正,是计生政策调整后,人们最迫切需要看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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