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行堪称“史上最严厉”的计划生育35年之后，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放开了，很好，网络上先是一片欢腾，以及表示自己有“先见之明”的声音，还有种种泪奔的悲情，然后就跑偏了，严肃的政策调整成了段子手驰骋炫技的话头。尽管人民群众有不严肃的自由，但透过花样翻新的吐槽，还是让人感觉到民间社会此前被抑制了的巨大能量。
接下来怎么办？当然是言归正传。用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的话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将进一步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取消二孩审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准确掌握生育信息，重点加强优生优育、避孕节育、妇幼健康的咨询指导，落实免费的卫生计生服务项目，等等。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在继续“计划”生育的同时，应该尽快实现人口管理的制度性转型。
这一点，早在2011年，国家卫计委总结天津市在人口计生方面的积极探索时，就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口计生工作，将从注重对人口数量增长的管理，转向更注重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公共服务。
与实践相比，理念总归是容易提炼的。一直以来，我们并不缺少以人为本、公共服务这类提法，哪怕是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为严厉的年代，基层干部动辄粗暴地打胎、引产、罚款，也是这样。区别只在于，以人为本的这个“人”，是笼统的还是具体的，是抽象的还是鲜活的。
也因此，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转型、该不该转型，而在于全面二孩放开后，计生体系究竟该如何转型，如何真正从管控转向提供充足、具体到生命个体的公共服务。
提供什么样的计生公共服务
从大部制改革中将计生与卫生部门合并，到“单独二孩”实施，再到“全面二孩”提上政策日程，不难看到，中国生育政策改革走了渐进稳健的路线，而与政策口子渐次放开对应的，是有关部门在“计生体系”中的计划管理职能弱化。
实际上，早在2013年计生卫生部门合并前，计生管理与服务并重，从中央到地方，就不乏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比如，从2009年开始，全国备孕农村妇女可免费接受叶酸增补，以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对适宜手术的白内障、唇腭裂患儿进行手术费用补助，甚至费用全免。各地公共财政对失独等计生特殊困难家庭也多有关怀。而两个单位合并，职能转变的意味也很明显。
在这方面，天津市算得上先行者。从2011年3月，天津市就提出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由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向面向人的生命周期全过程的公共服务转变”的目标。建起了由“生命全程服务系统”和“人口发展支持系统”组成的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中心，服务内容涵盖生殖健康、儿童早期发展、青春期健康、老年健康和人口信息管理等，开展各具特色的人口家庭公共服务，形成了和谐可亲的品牌。
而随着“全面二孩”的放开，卫计部门在“管”的方面比重渐减。根据卫计委方面预计，实施全面两孩后，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而以登记替代审批，意味着其“管”的力道减弱。与此同时，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将成为今后的主要选项，相信今后会次第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以适应这种转变。
比如，在公共卫生政策中，生殖保健、优生咨询（包括出生缺陷防治）等，势必会得到更大幅度的政策倾斜。中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根据世卫组织估计，平均出生缺陷发生率约为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90万例。在这方面，卫计部门也该倾注更多精力资源，将原来“计生”转变为与优生优育配套的服务。卫计委表示面对高龄孕产妇的增加，要增加妇幼保健服务能力供给，完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会诊网络和机制，就颇具针对性。
还有，对于失独家庭等现实中特殊计生困难家庭，也会有更多的政策关怀和利好。2013年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一千万。卫计部门的数据也显示，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尽管各地多有实施对应扶助政策，比如在北京，2008年即开始发放每人每月200元的补贴，直至亡故。但这些仍属杯水车薪，有待国家层面释放善意，并出台相应的机制与措施。
如何去除捆绑在计生上的利益
与公共服务上的“加法”相比，现在也到了应该考虑做“减法”的时候，也即，应该尽快去除以往附加在计划生育上的种种利益捆绑。
粗略估计，近年来，与计生政策捆绑在一起的公民权益，涵盖了落户、入户、土地分配、就学、就医、购房、工商登记、评先等等诸多方面。不少人从甫一出生，就背负了“黑人”、“黑户”的标签，难以享受正常的经济社会权益，且求告无门。
据媒体报道，早在1988年，公安部、计划生育委员会就发出关于加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知，明确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的法规。
而以利益捆绑胁迫民众的做法，更是屡见不鲜。直至2014年，江西省修水县人口计生委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向县公安局支付“赞助”，还要求公安拒绝给未缴清社会抚养费的超生婴儿上户口。尽管在此前历次的全国性人口普查中，这些“超生”的人也获得了户籍权，但几十年计生政策的坚决执行，确实给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因此，值此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有必要从中央层面开始，一直到各地、各部门，均有必要积极主动彻底清理以往遗留的此类利益捆绑政策。这种切割，不仅是对民众个体权利的尊重，也是国家人口政策转型的德政之举。毕竟，孩子在一天天长大，与社会的关联度越来越高，拖不起，也等不得。更不能以种种理由和借口，人为设置障碍与门槛。
每一个人，只要他（她）来到这个世界，就应该天然享有公民的合法权益。此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当然应该受到必要的惩戒，但孩子都是国家的孩子，任何部门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漠视其存在，更不要说褫夺其公民的权益。
还有公众瞩目的社会抚养费，也应该一并有个明确说法。去年，国家卫计委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做了一些修改。去年11月，修订后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国务院法制办在网上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该《办法》修订后将上升为国务院条例。日前也有报道称，在五中全会前，国家卫计委已召开内部座谈会，议题涉及生育政策调整后社会抚养费征收如何衔接等问题。
从现实看，有必要规范这项收费，一是尽可能缩小范围，再就是应该做到公开透明，以免因为账目不清影响公众的信任。有消息称，目前国家正在制定计划逐步对社会抚养费公开公示。
此外，以往为了推动计生政策执行而制定的“一票否决”等处分规定，随着“全面二孩”的解冻，也应该有所调整，至少不能继续使其成为绑在基层政府官员身上的绳索。
该如何准确预测人口趋势
准确的人口趋势分析，是人口政策调整的主要依据。据报道，这些年来，不少学者都在质疑官方生育率数字的真实性。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郭志刚此前就指出，有关部门近二十年来坚持认为生育率在1.8，但从其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分析，生育率一直在下降，远低于1.8。“比如我们普查是1.2，多次人口调查也就是1.3、1.4。”官方与学界的数据差距如此巨大，必然会影响决策。
即以此前推行的“单独二孩”来说，卫计委数据显示，至2015年5月底，全国145万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手续。这与官方此前预估的数百万对申请人数相去甚远。
鉴于人口生产的周期性，过于粗疏的预判，都会在现实中产生严重的后续影响。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可见，在未来全面放开二孩后，如何获得更准确的基础数据，并不轻松。比如，关于实际生育数据、先天病儿数据等等，均应设定良性、开放的制度体系，以最大可能地接近真实的现实人生。因此，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改进人口趋势的监测与研判，避免畸高畸低的现象发生，提高人口趋势预估的精准度，以此为决策参考。这其中要特别警惕在统计口径、调查样本等技术性因素之外，勿使部门导向、利益导向绑架国策。
比如，目前已有专家指出，目前真正应该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口的迅速反弹，而是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的急剧萎缩，或将导致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再现上世纪90年代那样的雪崩。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启动调查程序，严密监控，科学研判，以为决策依据。
要之，人口生产是家庭的大事，更是国之大事，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如何将人口生产与经济发展、代际更替，乃至国家的资源承载能力综合考量，并求得一个最佳的值，考验政府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二孩”乃是计生的起点而非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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