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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全面二孩”放开后的纠结派

yangguangjujiao 2015-11-19 10:09:37 付由此/特约撰稿人 总第208期 放大 缩小

在“单独二孩”放开两年后,中国决定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解冻先是刷爆了微信朋友圈,随后刷爆了朋友间的饭局,“你生吗?”成了最流行的问候语。不过,面对这个问句,很多人的反应并不是爽快的“生”或“不生”,而是有点迟疑的——“不知道”、“在考虑”、“正商量”。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迎来第二个孩子,并不单纯是一个想或不想的问题,而是考验家庭经济实力、抚养能力、甚至生育能力的纠结问题。

“二孩”背后的经济账

放开“全面二孩”,意味着已实行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就此画上句号。不过,纵观中国的生育政策,在这35年中的后5年就已开始逐步调整。

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开放“双独二孩”政策(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3年底,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夫妇中有一人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至此,“全面二孩”放开。

“全面二孩”的放开,从国家大的战略层面上讲,是为了达成提高生育率、应对人口老龄化、避免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消除男女性别失衡现象等等目标,总体上说,是为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然而,对于一对育龄夫妇来说,这些宏大命题与他们是否决定生第二个孩子并无直接关联,他们的着眼点,是自己小家庭的未来。

大部分希望再次生育的家庭,是希望孩子能有个伴。这样,不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在未来分担家庭养老压力、分担独生子女风险方面都有好处。尤其父母本身即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往往有感于自己经历过的“成长的烦恼”,希望能再次生育。

然而,意愿是一回事,具体到是不是真的要去做,家长们的顾虑却很多——想生的理由是一致的,不想生的则各有各的担心。在近期媒体关于“全面二孩”的话题讨论中,发声父母们的担心首先集中在经济压力上,生育“二孩”的高成本覆盖了情感需求。“想想我的过去,就想生个‘二孩’。看看我的皮夹子,觉得还是算了吧。”“是给孩子多个伴,也是给自己多个负担。”

生育孩子的成本,与社会发展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均直接相关。社会越发达,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高,相应地,生育和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也就水涨船高。据统计,2010年美国抚养一个孩子长达到18岁,成本为22.236万美元;2004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曾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称根据对上海市徐汇区的一项社会调查,父母养大一个健康孩子平均要花掉49万元,是当时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倍。

尤其近年来,由于物价连年上涨,抚育孩子的花销变得更加庞大,这使得很多家庭、尤其是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年轻父母们望而却步。

京广媒体不约而同地算了一笔“二孩”背后的经济账,结论是:生育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算上孕检、奶粉钱、早教、学费、生活娱乐费用等,在北京总计需要38.6万到143万元,在广州则需要68万到230.5万元(包括本科后的深造费用)。这对于大部分养育一个孩子就已需动用全家资源的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大开销。

到底是谁在纠结?

与此同时,比之刚刚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了明显变化。生第二个孩子不再是“天经地义”、“瓜熟蒂落”,而变成各方面因素权衡的理性结果。这包括生育孩子所带来的情感需求满足、抚养孩子需投入的物质和时间成本,乃至对于父母双方的事业发展有无影响等等。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财经评论员杨国英表示,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加里贝克尔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分析,如果将国内适龄生育家庭粗略分为富有(年收入100万以上)、中产(年收入40—100万)、中低产(年收入10—30万)和低产(年收入10万以下)四组,那么第一组和第四组的生育意愿更强烈,第二、第三组的生育意愿会较弱。

简单地说就是,富人和贫困人群更想生“二孩”,中等收入群体更容易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原因在于,对于富有人群而言,生育二胎所带来的情感需求满足可以完全覆盖生育成本,会更愿意生;而低收入家庭则因生育孩子成本低,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也倾向多生孩子;对于中低产阶层而言,希望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但自身的富余资产不多,生育二胎还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可能影响职场晋升和事业发展,从而会倾向于不生,或者陷入矛盾。

更重要的是,生育“二孩”,对于家庭中的女性来说可能形成较重的负担。在抚养第一个孩子时,女性往往能做到工作与孩子兼顾,时间与精力合理分配,但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这个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是要工作还是要孩子?二孩不仅意味着经济开销的加大,还意味着在“一孩”和“工作”基础上的大量额外时间的支出。母亲亲自照看意味着收入减少,聘请保姆意味着开支增加,请夫妻双方的父母照看,则意味着需要家庭外力量的介入,使之成为一个举阖家之力才能完成的课题。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每年新增几十万名新生儿,其中相当多“敢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年轻夫妻,均得益于双方父母的经济、人力等扶持。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人提到一种旧有说法:建议女性退出职场,既可照顾家庭和孩子,又可腾出岗位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且不论此说法是否有歧视女性之嫌,但就大部分中国家庭而言,女性退出职场后,单靠男性的收入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四口之家”。更合理的解决之道,当是一方面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为女性身上沉重的家庭和工作“双重”负担松绑。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完善,年轻父母已经普遍放弃了老一辈“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其中一部分向“少子化”观念转变,更多地要求自我实现、自我提升,从而主动放弃了生育“二孩”的要求。

赶搭末班车的“70后”

一个更加尴尬的话题是,还有一些夫妻在纠结“能不能生得出”的问题。

这些夫妻多为已处在适龄生育年龄末端的“70后”。相比“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更传统,在同样的经济水平下,更倾向于生育“二孩”。“全面二孩”的政策对他们而言一方面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一方面则是一趟需要赶搭的末班车。

今年,“70后”已在36至45周岁之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错过最佳生育时机。广州市计生研究所所长李庆丰说,“70后”的夫妻,可能不少需要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解决生育“二孩”的问题。“从广州市育龄妇女生育能力的研究来看,女性一过37岁,其生育能力处于大幅下降的一个区间。国际、国内的研究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同样,受困于生育政策变化的不可预知性,一些已长效避孕的夫妻,如想生育“二孩”,必须进行取消节育措施的手术,部分人的生育能力会受到影响。尤其是进行过结扎的男性,疏通输精管后生育能力会有显著下降。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种种纠结,一些人口专家预测,放开“全面二孩”后虽然会释放出生育需求,但并不会形成猛烈的“婴儿潮”。

在预测这一问题时,一再被提及的例证是放开“单独二孩”后的新生儿数字。根据官方数据,符合政策的单独夫妇共有1100万对,全国各地启动时间不等,到2014年末有107万对申请再生育,所占比例只有目标人群的1/10。“单独二孩”施行后的观察显示,生育“二孩”的意愿和数量均在下限运行。

这使得部分学者在预测“全面二孩”时偏于保守。根据2011年的数据,全国约有1.5亿已生育独生子女的家庭,他们是“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其中,孩子在0-15岁的家庭正值育龄,大约有7000万-8000万,这其中再除去符合“单独二孩”和农村“一孩半”政策的家庭,最后约有6000万可能受益于“全面二孩”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教研室主任刘爽则以9000万家庭为基数。她表示,根据调查,想生育的不到30%,是一个3000万的规模。

独立人口学者、《人口危局》作者何亚福估计,其中第一年申请的人数可能只有600万左右,实际出生的可能只有400万左右。人口学家、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则认为,“全面二孩”后的反弹最高峰的出生人数也将远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

有论者提出,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为了把这件利长远、合民心的好事办好,让想生的人真的能生,真正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早作规划,一方面建立降低抚养成本、提高教育回报率的政策,同时尽早对公共服务市场做好规划,在医疗、入学等公共资源方面加大供给,为“二孩”的出生做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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