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全世界妇女云集北京，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那时，田健是一位38岁的母亲，独自抚养着自己固执、调皮的女儿。
那时，她没有亲耳聆听希拉里·克林顿在大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也没有见到全球的女性主义活动家们。她没有在现场，去感受那些关于改善女性权益的计划和许诺。
但是，在田健自己的故事里，却全然体现了中国女性的挣扎与奋斗。田健的祖母经历了日本侵华时期的苦难，她的母亲也历经艰辛。现在，20年之后，田健和其他的中国妇女一样，既为中国妇女运动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又为今后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
今年9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20年活动上进行了演讲。事先发布的官方文件流露出了积极的态度，文中对于中国政府为推动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平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付出的不懈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尽管中国在改善妇女生活、福利及健康水平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情况依然十分复杂。整体而言，与此前相比，中国妇女在经济、文化、健康上都有了明显进步，但专家认为，和男性相比，中国女性发展正在遭受重创。
“尽管女权主义者奔走疾呼，20年过去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环境仍然非常不理想。”密歇根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助理教授王征如是说。
“中国妇女的确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目前情况又发生了倒退。”《剩女：中国性别歧视的复苏》一书的作者洪理达表示。
对于田健来说，她今年已经58岁了，感觉就像走回头路。
田健生于1957年。正是大跃进带来饥荒、绝望的年代。她的家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却再次陷入贫穷，靠卖鸡蛋和清理铁道为生。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田健没有上大学，而是进了公社。1980年，她开始在一家机械厂工作，然后进入了一家文化中心，最后又换到一家博物馆工作，直到退休。
田健是幸运的。在毛泽东时代，男女同工同酬。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许多工厂私有化，很多人，更多的是妇女，发现自己失业或是无法在私企的新世界与他人开展竞争。1990年，77.4%的城市劳动年龄妇女有工作。到2010年，这一比例跌至60.8%。
田健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小红本的毛泽东语录以及毛主席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耳熟能详。1993年，她遭遇婚姻危机，离了婚。这在当时还十分罕见。直到那时，她才发现，天已经塌了。在独力谋生的过程中，她备受轻视，备尝艰辛。
田健的女儿出生于1986年的寒冬。1998年，田健曾给一家报纸投稿。文中，她回忆了自己是如何辛苦抚养女儿，教育她自强。“一直以来，我对她的希望就是：不畏严寒，始终保有一颗高贵的心灵。”她如此写道。
田健的女儿如今已是一名29岁的女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她还是一名儿童时，数亿中国人就已经脱贫。现如今，妇女生育死亡率大大降低，受教育的机会则大大提升。
田健的女儿从小学起一帆风顺，在大学读了法律专业，现在经营着一家科技创业公司，生活不算富有，但十分开心。和母亲相比，她有了更多选择，无论是穿什么，还是干什么。
但她仍备感受挫。中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财富分配却并不平均。中国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为显著的国家，而妇女在收入分配上被甩在了后面。
官方数据显示，在1990年，中国城镇妇女收入为男性的77.5%，2010年，这一比例为67.3%。收入差距还只是一方面。在房地产所有权上，女性同样处于弱势地位。
令田健女儿更为痛恨的，是她所说的“强制的婚姻观念”。
父母就婚姻大事对子女施加压力已经不是新鲜事。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性别的巨大失衡，数百万人结不了婚。这使得中国政府对适婚妇女施加压力，敦促她们在27岁前嫁人。
田健的女儿说，她和她的朋友接收到的信息是，做女人要“聪明，但不能太聪明；强大，但不能太强大；要让丈夫有面子，但不能比丈夫还能干”。
“我经常被人教育说要结婚，如果不结婚就说明我标准太高。可是我为什么不能有个高标准呢？”
她妈妈温柔地打断了她：“你必须有。”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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