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辞职”开始成为舆论热词。郎永淳、张泉灵、李小萌等著名主持人相继离开央视，打破体制的“鱼缸”，走进了体制外的市场行业中。与此同时，山东济宁原市长梅永红进入深圳民企，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丁磊加盟乐视，厅级官员辞职下海走向体制外，也引来了更多解读。
这批辞职的主持人、官员，不可谓不是体制内的精英。按理说，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原岗位，也可以有一个可预期的美好前景。即便这样，他们也宁愿跨界、跨行乃至跨出体制，从体制内媒体界、政界步入商界。这不仅说明，在价值与选择多元的时代，人才的流动更为充分，体制内不再只是扮演单向的人才输入角色，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输出人才，逐渐成为一种可能，同时它也在说明，体制外行业更加自由、开放的从业环境，更加丰厚的价值回报，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开始增加。正是因为体制外有许多体制内无法享有的好处，那些厌倦了体制内压抑生存的体制内精英，才相继走出体制，拥抱市场，去体制外寻求自己的价值。
但同时也要看到，任何生活方式都存有硬币的两面。尽管体制外生存更加自由、开放，更能公平、公正地实现自我价值，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高风险、低保障与难以预期的未来。这些年，之所以许多人在就业时，更倾向于体制内就业，就是因为体制外行业往往竞争激烈、保障缺乏，容易让人缺乏安全感。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自由还是要安稳？要到体制外最大化实现个人价值，还是温水煮青蛙“死也要死在体制中”？这样的个体职业选择难题，需要的不仅是每个个体内心的笃定，更需要转型期的社会，以打破体制的改革来破题。
充满风险的体制外
体制是什么？具象来说，它就像一堵墙。墙内，是服从、控制、权力集中，却也安稳舒适，风景独好；墙外，则是自由、权利、个体价值，却也风吹浪打，让人心难安。
客观来说，体制内和体制外生存各有优劣，不存在谁更好或是谁更差。但这些年来，从大学生千军万马过国考独木桥，到一些体制外人士争相挤进体制内单位，许多人之所以纷纷避开体制外的市场行业，选择进入体制内，其实正是因为在如今的社会转型期，体制外的市场风险在加大，更倾向于内心稳定的人们，才纷纷选择避走体制外。
毋庸置疑，体制外当然是自由开放、海纳百川的市场，但自由的另一面则是风险不可控。尤其是如今，身处社会转型期，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市场经济就更加变幻莫测、难以捉摸，体制外人才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期，这时，体制外生存就极容易让个体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也容易让个体心灵陷入恐惧与撕裂。对不少人来说，体制外虽然就业灵活，可是跳来跳去也没有安全感，容易产生“朝不保夕”、吃了上顿下顿没着落的感觉。
不仅如此，市场化的体制外还意味着竞争。尤其是当前，市场化体系还不够成熟完善，在体制外奋斗奔突的人们，就更容易受到市场竞争、权利剥夺等多重挤压。一项调查表明，“体制外”人才普遍压抑感强、压力大，渴望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劳动强度过大成普遍现象，与此同时，体制外员工也极容易遭遇维权难。有媒体报道，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很多行业，员工劳动时间已赶超日韩。越市场化的地方，职工的剩余时间越易被压榨。“体制外员工权益谁来保障”成为普遍问题。
尽管在现行法律中，《劳动法》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治保障。但在现实操作中，由于劳动者与资方的话语权不对等，许多体制外的劳动者往往不敢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也难以得到法律荫庇。体制内的劳动者可以享受法律的“阳光普照”，而体制外的劳动者却往往面临权利真空，不公平由此产生。
种种现实问题，加上传统体制观念，“体制外”员工的地位在许多人心中并不高，相应地，“体制外”人才也容易产生压抑感。一些体制外人在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觉得没有体制内的人风光。人们在互相问询工作时，我们还能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工作解决了吗？有编制吗？”如果说“有编制”，则多半会引来人们艳羡的回应。如果说“没编制”，则人们多半会不以为然。
他们为何在体制外获得了成功
既然“体制外”那么不受人待见，可为什么那些体制内的精英，还是相继逃离体制内，走向了体制外。并且不少离开体制的人，反而能够在体制外如鱼得水，并最终收获人生的成功呢？
张泉灵的辞职信，或许给出了答案。在这封信中，张泉灵把她身处的体制比喻为“鱼缸”：人生时不时地是被困在玻璃缸里的，久了便习惯了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高级的还能形成理论和实践上的自洽……我突然觉得，如果好奇心已经在鱼缸外，身体还留在鱼缸内，心会混乱吧。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要离开我工作了18年的央视，去换一种视角看世界——这既是张泉灵对体制内“鱼缸”生活的自省，也是她对体制外生活，对那种更自由、开阔的市场行业的神往。
为何这些体制内精英会向往体制外生存？自由、开放、更丰厚的收入……这些体制外的好处自不必多说。同时，体制内精英对自身价值受到公正评判的渴望，恐怕也是他们向往体制外生存的重要原因。
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就称：“走出体制后，我才真正发现自己的价值。在体制内，评价尺度永远只有一个：领导。领导的评价足够左右你今后的人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对我的评价尺度不单纯只有是领导，而是整个社会。在这样的评价尺度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价值。”
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2011年辞职后，重返大学校园。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辞职后的生活：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如今，人在哈佛大学的他给自己的生活定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这些常年封闭于体制内的精英，正是因为在体制外的市场中，获得了自由呼吸的空间，获得了尽情施展才能的机会，从而得到了更高的市场价值认同，打破了向上流动的天花板，也最终收获内心的宁静。
这或许正是体制外对他们的吸引力所在：在体制外的市场，尽管风浪重重，尽管没有了体制的庇佑，但市场相信的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相信付出总有回报。同时市场也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市场运行的机制是灵活的而非僵化的，在这样的体系中，他们的才干将得到最大化的施展，他们在机制上受到约束展不开手脚的情况相对更少，机遇也就更多。这对于对那些有能力又敢想敢拼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机会。当他们离开压抑、束缚人才的体制内，到理念更先进、机制更灵活的市场去中流击水时，不仅自身的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也收获了丰厚的价值回报，赢得了积极的社会评价。
梳理那些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人士，无论是网坛一姐李娜还是篮球运动员姚明，无论是央视主持人黄健翔、鲁豫还是马东，这些体制内精英之所以能够在体制外走出一片广阔天地，收获了数倍于体制内的收入回报，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及时打破体制局限，积极拥抱市场，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与能力。而市场的丰厚回报、社会的良性评价，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干事创业的活力。
这就是体制外，经历风雨终有彩虹，付出一分终有回报。至于那些体制外的劣势，需要的恐怕不是市场本身的改变，而是国家能真正起到兜底作用，从打破体制藩篱、发展经济、强调法治、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给予全方位的保障，去给整个社会一个可期许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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