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歌手罗大佑的《现象七十二变》异常红火。歌中唱道，“岁岁年年风水都在改变，有多少沧海一夜变成桑田”、“成功与失败多少都有一点……你是个道道地地的聪明人；慌慌张张迈开你的脚步，你是个匆匆忙忙的现代人”。曲谱里的社会现象，30年后正沿着“走出体制”的路径，生动上演——甚至，有人直接声称这是新一轮“出体制记”。
2013年以来，各行各业开始出现“久别重逢”的人才流动，其中尤其以公务员群体、一些知名官员、体制内媒体人为代表，“个人地位+媒体聚焦+公众探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出体制记”。
公务员“向钱看”？
自新一届中央整顿吏治、反腐肃纪以来，有关公务员群体辞职或转行的新闻就没消停过。《中国青年报》长期关注此类话题，今年7月28日该报将目光锁定在上海。这个走在中国改革前列的城市，在今年半年内，竟有多名厅官相继离职——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据悉，这名45岁的副厅级官员系主动辞职，辞职后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
虽然该篇报道表示上述厅官的离职“和‘八项规定’无关”，但明白人都知道，在吏治束紧、正风肃纪劲风的大环境下，经济因素的确很重要。近日，备受关注的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就是典型一例。据报道，梅永红的下一站是深圳一家做基因的民营科技公司。辞职之突然，身份切换之快，落差之悬殊，引得舆论争先恐后想要一窥究竟。要知道，梅永红可是堂堂正厅级地方官，是5年前中组部特意筛选的66位赴地方锻炼的中央厅官之一。
而在梅永红“突然辞职”的背后，并非没有“伏笔”。据报道，今年“两会”期间，梅永红就曾对媒体直言太累：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月收入只有7000块钱，而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才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由此看来，梅永红的离职更多可能是因为“穷”，以求换个行业，实现自我价值与薪酬的“正相关”。而这种“贫穷说”，也变相得到了《人民日报》的佐证：9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直言“近三年政治风气打破了‘体制内幻想’”、“变化自然是显著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反腐、狠抓作风，党内风气为之一新，公款吃喝、滥发福利等现象变少了，官商勾结、左右逢源的空间大大缩小。”
虽然，国家正给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整薪资，但相比对吏治环境、自我价值的权衡，选择“离开体制”到体制外淘金的，梅永红恐怕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媒体人爱“尝鲜”？
公务员群体在“出走”，媒体人也没闲着，尤其以央视为代表。国家电视台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激起惊讶无数。回望去年以来，央视的人才流失可谓“惨重”。李咏、崔永元、柴静、刘建宏、毕福剑、杨柳、申方剑……近日，郎永淳和张泉灵的相继离职，更让不少网友在微博打探“央视怎么了？”
其实，央视还是那个央视，只不过，作为个体的人观念变了。张泉灵的“离职心路历程”，可算是另一种类型。这篇一经发布便广泛流传的自述，让人们看到，除了金钱，“出走体制”还有另一种动因、另一番模样。
9月9日上午8时，张泉灵发表长微博《生命的后半段》，首次公开证实离职央视：“今后，我的身份不再是央视主持人，因为生命的后半段，我想，重来一次。”
“我想，重来一次。”简单六个字，意味着挥别过往，迎接新鲜和挑战。在这篇自述中，有几句话值得反复阅读：“世界正在翻页，而如果我不够好奇和好学，我会像一只蚂蚁被压在过去的一页里，似乎看见的还是那样的天和地，那些字。而真的世界和你无关。”“跳出鱼缸，跳出自己习惯的环境，跳出自己擅长的事情，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而张泉灵在文末不忘自曝下一站是合伙创业，“紫牛基金的合伙人”。
而在张泉灵之前，崔永元、刘建宏和申方剑等早已开始“尝鲜”。崔永元回归中国传媒大学任教，刘建宏加盟乐视网体育频道，申方剑则选择了PPTV。这些“尝鲜”，虽然多少并未彻底与传媒行业挥别，但也进入了新环境和新形态。
对于这些名利双收的媒体人来说，金钱的多寡或已并不重要。媒体人有敏锐嗅觉、渴望自由和强烈的好奇心，“出走体制”更多是对新领域、新事物的渴求和追逐。
践法者患“综合症”？
在此股“出走体制”的潮流中，法官、检察官等群体的离开，也十分抢眼。相比官员的烦恼、媒体人的某些情怀，司法官员的“出走”更像患上了“综合症”——待遇因素、职业压力、职业尊严、职业期许……
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据媒体报道，最近3年，上海司法系统的人才流失十分严重。2013年，上海法院辞职的法官超过70名，较2012年有明显增加。据调查，这部分离职法官中，不乏中级法院副庭长之类的业务骨干。某基层法院有10名法官离开法院，其中某庭甚至出现“集体出走”现象；2014年共有105人离职，其中法官有86名。值得注意的是，这86名法官中，有17个审判长；而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上海法院已有50人选择离开，其中包含18名法官，一个季度的离职人数已近去年一半。如此数据，令人咋舌，也十分刺眼。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普遍认为，司法官员相继辞职，主要缘于报酬和工作压力巨大。但如今，司法改革已经开启，人才流失状况仍未得到较好纾解，原因何在？在《司法改革来了，法官为何还要辞职？》一文中，作者谭敏涛给出了六个主要原因。首先，法官职业尊严不高，社会对法官的尊崇度不够；第二、法官职业保障不足，待遇不高；第三、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难以落实，审判权易受权力干涉；第四、法院杂事过多，地方政府摊派给法官太多与审判无关的事务，导致法官难以专心实务，无心在提升审判能力上下功夫；第五、法官审判任务繁重，案多人少的矛盾几乎成了多数法院的常态，但法院行政人员却相对轻松；第六、民众对司法不信任，案结事难了，导致法官怕当事人“闹”而不敢判。
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官员的“出走”，多与现行司法体制相关。司法体制改革是否精准到位、法官职业尊严和司法公信力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司法从业者的去留选择。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