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西城区成方街32号的那栋大楼，是中国金融业的权力中心，央行就在此办公。7月31日，周五，接近下班时间，这里刮起了一阵风暴，并迅速席卷全国，数亿人牵涉其中。
下午四点，央行的官网上发布了一份公告：《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意见的公告》（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这是史上针对第三方支付最为严厉的管理办法，一旦施行，其影响几乎难以估量。而第三方支付，如支付宝、微信的用户，更是要和网络支付的便利性再见。
指责纷至沓来，网友以调侃的语调称央行为“央妈”，说它拉偏架，为了维护传统银行这个亲儿子，不惜牺牲掉第三方支付这个收养的孩子。
从距离上看，确实亲疏有别。中国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的金融街，这里距央行几个街区，那些金融大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就能看到央行门前的五星红旗。而支付宝和微信的总部，一个在杭州，一个在深圳，距离“央妈”十万八千里。
但事实上，这种指责并不客观，它没有意识到央行大楼里对风险隐患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也绝非庸人自扰。
苛刻的监管
周五是一个消费的时刻，人们用打车软件叫车，用支付宝或微信结算车费；在饭店里吃饭，用第三方支付购买优惠券；甚至回家路过水果店，买上一个西瓜，都可以扫码支付；电费不够了，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缴费买电。
政策的传递多少还是有时间差的，要到周末上午惺忪醒来，对于《征求意见稿》的解读才会出来，享受着第三方支付便利的人们，才会大吃一惊，忧虑重重：这样的生活，以后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了？
在《征求意见稿》里，对消费者进行了数重限制：支付机构采用不包括数字证书、电子签名在内的两类（含）以上要素进行验证的交易，单个客户所有支付账户单日累计金额应不超过5000元；开立支付账户，要通过三个（含）以上合法安全的外部渠道对客户身份基本信息进行多重交叉验证，如果开设的是具备理财功能的综合账户，验证机构则要高达五个。
尤其让人觉得是维护传统银行利益的一个限制是，支付账户余额仅可用于消费以及转账至客户本人同名银行账户。这意味着，用户将不能再使用支付宝里的余额转账给他人，甚至转到自己另外的卡里都不可以，免费转账时代将就此终结。
对网购一族来说，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消费、转账已经交由第三方支付来完成，比银行的服务要便捷很多。但按《征求意见稿》规定超出部分跳转网银后，将难以在移动端一键完成支付，有网友吐槽道：“出门也不可能总把U盾带在身上吧？”
而交叉证明“你是你”的条款更被指责为在跟消费者玩逻辑游戏，这无疑人为提高了使用门槛。
但央行的工作人员认为很多问题并不存在，比如支付限额的问题。《征求意见稿》出台的第二天凌晨，央行就火速回应“5000元消费封顶”的解读称，5000元限额只是针对支付账户的扣款，而不针对银行账户，在用户消费过程中并未限制额度，相反更多地考虑了用户的支付安全。
一位参与意见稿起草的央行官员也表示，在网购扣款时，当消费金额超过5000元，从支付账户扣除5000元后，超出5000元的部分从银行卡账户扣除。所以，消费额度实际没受影响，只是扣款渠道不同而已。
针对年度累计限额这一质疑，央行用数据进一步做出解释称，在《征求意见稿》公布前，已做过大量的考察和数据论证，规定的账户封顶额度并不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常规需求，比如2014年98.5%的个人客户使用支付账户余额进行消费、转账、购买投资理财不超过20万元，99.72%的个人客户支付账户余额用于购物消费不超过10万元。
“第三方”生死线
2013年6月21日，也是一个周五，这一天，央行和金融街的各位大佬们翻看《人民日报》时，一定会看到这家党报对马云的一篇报道，文章的主题是《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
“中国的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服务了20%的客户，我看到的是80%没有被服务的企业。”
这个精瘦的互联网大佬在这份保守的报纸上直言不讳地说道：“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更需要那些外行的人进来进行变革。”
他确实成了银行的搅局者。彼时，他集团旗下的支付宝刚刚推出了余额宝业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进而对传统银行的存款、理财业务产生很大冲击。
可以想见，那些金融大佬们，少不了对一街之隔的央行进行抱怨。过去两年，央行也不断就对此有所行动，但大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第三方支付具体的交易方式，直到两年后的7月31日。
马云迅速得到了这个消息，而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们也很快聚集起来，研究《征求意见稿》里的内容，商量对策。他们对外的回应显得颇为官方：“一个健康发展的行业需要监管，不断开放进步和前瞻的监管促进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是在央行及各级监管部门的关注和支持中蓬勃发展起来的。
这些互联网巨头，虽然距离央行较远，但也有自己的渠道可以与之沟通。 腾讯集团互联网金融相关方面就表示，近期腾讯相关业务团队会和央行保持紧密沟通，为正式的管理办法建言献策，努力创新、提高便利，共同促进支付行业发展。
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并非只有支付宝与微信两家，一位业内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现在拥有牌照的支付机构有270多家，但是，真正赚钱的不超过10家，“也就是说，有200多家都挣扎在生死线上。
若非互联网金融这个创新产品的出现，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早已经倒下。据连连支付副总经理曾毅介绍，在互联网时代，每个领域做不到前3名，几乎就无法存活，这就导致剩下的企业必须要在其他地方突破。后来，互联网金融爆发了。
但新出台的《征求意见稿》则明确规定，支付机构不得为金融机构，以及从事信贷、融资、理财、担保、货币兑换等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开立支付账户。对依靠这个业务生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这不啻于釜底抽薪，断了他们的生路。
影子风险
6月12日中国股市站到今年以来的最高位后，仿佛遭受了惊吓般，突然掉头向下，一场股灾席卷全国。位于北京金融街19号的富凯大厦证监会，成为风暴中心，而证监会主席肖钢，则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场影响至今未散的股灾之所以爆发，主要原因在于未受监控的场外配资，而很多场外配资，则来源于“影子银行”。
曾在央行工作多年的肖钢，对此并不陌生。2012年底，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他，在《中国日报》发表的关于影子银行的文章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在一定的条件下，投资者一旦失去信心并减少他们的购买或退出理财计划，这样的击鼓传花便会停止。”此前几个月，他在达沃斯论坛上，也下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判断：中国金融五年内最大风险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
目前“影子银行”有三种最主要存在形式：银行理财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和民间借贷。而第三方支付，也已经成为“影子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牛在线CEO王永杰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诚，第三方支付机构原本仅仅只是一个支付通道。但从目前情况看，第三方支付机构已经开始一点点走到了“类银行账户”的角色上去，离当初的牌照定位，相去甚远。
这次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政策收紧，是否受到刚刚过去的股灾的影响，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央行在这个时间点上出台《征求意见稿》，显然并非仅仅是担心用户的财产安全，“毕竟大量的资金滞留，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金融监管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央行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央行必须要把这种风险放在可控范围之内。”王永杰如是分析道。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也分析道，现在第三方支付很多资金流向是没有跟银行挂钩的，很难监管资金的流向，不利于国家对洗钱、海外热钱通过“地下钱庄”流入中国的监管。
但是，监管与效率，限制与创新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运营者，也撕扯着掌握“生杀大权”的央行官员们。可以想见，类似的争议以后还会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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