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获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隆重纪念完全有必要。关键是如何纪念抗战胜利？
立场：对历史客观、公正
即尊重抗战历史，站在中华民族而非党派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国抗日史实。
国共两党因在20世纪前半叶两度分裂、敌对、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曾带有严重政治倾向，或曰“内战心态”，即不是立足客观史实去解释历史，而是站在党派立场、从政治需要出发去诠释历史。
受党派立场影响，曾经很长时期，国共两党互相诋毁、否定对方的抗战。共产党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甚至“日蒋汪暗勾结早有来往”；国民党则说共产党“游而不击”,甚至“破坏抗战，危害团结”，“借抗战之机壮大自己”。这种竞相贬低和攻击带来严重危害，它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抗日历史迷惑不解，看不清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受党派立场影响，大陆不少抗战史著和教科书问题严重：一是不集中阐述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和中国人们浴血抗日的事迹，而是重点描述国共两党的斗争，或共产党如何正确，国民党如何错误；二是以中共和敌后战场为主，对正面战场和国民党等其他党派团体阶层的抗战轻描淡写，甚至贬低和否定，使许多重要史实不能如实反映出来。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现代史》下册（1983年版、1988年第4次印刷）用大量偏幅讲述“国民党当局不断的丧师失地”、“不做任何抵抗，只知退却逃跑”、“在极其混乱中溃逃”、“不堪一击”、“弃城逃跑”、“丢城弃地，狼狈溃逃”、“见敌即溃”、“一触即溃、一溃再溃”、“望风而逃”、“无不是日寇一来，就仓惶逃走”，把正面战场的悲壮抗争史，描写成溃逃史、不抵抗史。
受党派立场影响，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力度也不够。台湾编写的《抗日战史》则多达100册，日本编纂出版了多卷本《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书。而大陆出版的有影响、有分量的史著则相差甚远。
受党派立场影响，对抗日纪念设施也缺乏足够重视。现存的抗日战争纪念设施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难与三大战役、红军长征纪念设施相比。战后唯一一座国家性抗战胜利纪念碑重庆“抗战胜利记功碑”，被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全国许多地方的抗战胜利纪念设施和遗址也被改名或拆掉，如葬有3900多具“衡阳保卫战”阵亡将士遗骸的张家山烈士墓和纪念碑，1985年兴建气象台时被全部铲平。在著名的接洽日本投降的湖南芷江、接受日本投降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南京等地，也没有像样的纪念设施。
党派立场更是严重影响到影视作品，对抗日战争没有拍出像红军长征和三大战役那样的长篇巨制。抗日剧大体一个模式：鬼子愚蠢不堪；伪军怕死避战；国军消极抗日；“我”军历险获胜。抗日剧的一些奇葩桥段，荒诞雷人，什么“手撕鬼子”、“石头砸飞机”、“裤裆藏雷”等不一而足。虽然影视创作允许想象和虚构，但抗战剧首先是历史剧，其加工必须合情合理，经得起历史拷问。戏说抗战，虚构历史，是对抗战史和抗日先烈的不尊不敬。神话自己，丑化敌人，是愚民主义，它使人以假为真，从而消弭真实的历史。
令人宽慰的是，随着对抗战研究的政治开禁，对抗战历史逐渐有了接近事实的认识。2005年的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2014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讲话中说：从卢沟桥抗战开始，“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这已明显跨越了党派立场，有别于以往单方面强调敌后战场贡献而完全忽视甚至曲解正面战场活动的作法。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每位炎黄子孙都应清楚：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中华文化的传承而进行的民族圣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御侮战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所以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坚持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原则，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跳出党争模式，全面、客观、真诚、理性地对待抗战历史。只有尊重抗战史、思考抗战史，才能达到纪念抗战胜利的目的。
态度：对英烈缅怀、致敬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史册上，最为悲壮、最为英勇、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流血牺牲的英雄、先烈，应该受到永久的怀念、敬仰与膜拜！
日本为了实现其大陆扩张政策，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14年中，中国1亿多人流离失所，人员伤亡3500多万。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数爱国将士和各界民众视死如归、慷慨赴难，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刷新了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
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22次会战，大型战役1100多次，小型战斗40000多次。在空前惨烈的战争中，中国军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在淞沪会战中，“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2／3。”蒋中正亲临火线督战，宋美龄劳军途中被日机炸伤。台儿庄战役的惨烈程度如李宗仁回忆：随便抓起一把脚下的焦土，就能看到几块弹片甚至碎肉。在武汉保卫战中，40多万中国将士牺牲，其中守卫田家镇的将士在日军密集的轰炸中坚守一个月，最后全部战死，连日军战报都感慨：“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也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中国军队似此悲壮惨烈之举，数不胜数。胡锦涛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杭争的杰出代表。”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在14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伤亡超过四百万人，其中从1937年起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据大陆方面的资料，中共领导的军队伤亡60余万，其中阵亡16万余人。据国民政府资料，国民政府陆海空军队伤亡约323万人，其中阵亡约133万人。）在这些伤亡将士中，少将以上的将军271位(上将19人，中将81人，少将171人)。在太原会战中，中国第1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郝梦龄对官兵说：“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先退，你们谁都可以枪毙我！”最后牺牲在前线。在此前后，杨靖宇、赵尚志、左权、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大批将军壮烈殉国。
经过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卓绝抗战，中国人民以巨大牺牲，在美国和苏联的帮助下，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
我们要永远铭记、缅怀和敬仰那些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为自由而战的英烈，是他们用碧血和忠魂，铸就了抗战胜利的丰碑、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
我们要永远铭记、缅怀和敬仰那些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为自由而战的英烈，是他们面对日本强敌，挫而不降，蹈厉锋发的精神，震撼了西方世界，赢得了世界同盟国的尊重。美英率先提出废除过去对华不平等条约，并促动其他国家废约。国民政府从1943年1月起，历经数年谈判，废除了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巴西、挪威、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我们要永远铭记、缅怀和敬仰那些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为自由而战的英烈，是他们把大约一百万日军牵制在中国战场上，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如果没有中国，你们知道会有多少日本军团进入太平洋战场吗？”中国抗日英烈的牺牲奋斗，有力支援了反法西斯盟军，为争取世界和平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中国以抗战国格赢得了世界尊重，并因此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是现代中国屹立于世界的标志，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今天纪念抗战胜利，要彰显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和英勇牺牲的所有人的英雄业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那些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健在老兵和那些抗日英烈的后代，理应享受应有的荣誉和尊重，他们的生活应当受到政府的关照。
反思：何以屈辱14载？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更不是恶化中日关系，而是通过对抗战史的反思，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把中国建设成现代民族国家。
日本从1931年大规模侵略中国，到1945年战败投降，对中华民族蹂躏践踏长达14年。在谴责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同时，应该反思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何以日本能够祸害中国这么长时间？
考察抗战史可发现，大批伪政权和伪军，成为日军巩固占领区的帮凶。
中国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陆续出现了大小十几个傀儡政权，如“满洲国”（1932～1945）、“察东特别自治区”（1933～1936）、“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1938，原为1933年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938年2月并入在北平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蒙古军政府”（1936～1937）、“晋北自治政府”（1937～1939）、“察南自治政府”（1937～1939）、“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1939）、“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由“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成立，1945年8月瓦解。）、“上海市大道政府”（1937年12月成立，1938年4月改组为“中华民国督办上海市政公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汪伪政府成立后，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成立于南京，1940年3月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入汪伪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汪伪政府，1940～1945）。
关于伪军数量，1945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做过一份不完全统计：内地伪军总数为118.6万人。加上“满洲国”伪军20余万人和“蒙疆联盟自治政府”伪军主力9个师10余万人，则中国伪军总人数超过150万人。
在上述伪政权“治理”下、在伪军的枪口下，大量资源被运往日本，抗日军民被“扫荡”、“清乡”、屠杀。伪政权和伪军成为日本能够长期侵害中国的重要工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侵略者合作之事并非罕见，如法国有“法奸”，苏联有“俄奸”等，但投降或与日本合作的伪政府和伪军如此之多，在二战史上则属鲜见。如此多的伪政权和伪军，依附侵略者，屠杀同胞，这是最令中国人痛心和耻辱之事。
在民族和国家危亡之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人去建立伪政权、去充当伪军？原因多样、情况复杂，但根本原因则是中国政治凝聚力不足，缺乏凝聚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国家和政府有别。国家，是领土、人民和政府三者的统一体，政府是国家主权的执行者，保障公民生活的自由和幸福，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坚持抗战并最终胜利，靠的是国民和各派势力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而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不是公民选出的政府，国人对统一政府的认同感是相对薄弱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对国民党提出的“爱国御敌”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出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毛选》）本来鸦片战争后，中国便开始了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历程，但历史行进到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尚属未经普遍而平等的选举、得到人民授权的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国民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对国家事务没有发言权，很多人迷茫于为何而战、为谁抗日问题，不能认真地看待自己的言行与责任。这就涣散了国家政治凝聚力。制度是决定社会文明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内因，独裁专制无法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向心力和公民素质。这既是产生伪政权和伪军的根源，也是抗日队伍中磨擦、内斗的根源。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强调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政治凝聚力的淡薄，难以形成国民一致、号令统一的局面，这就影响了抗战力度，从而在客观上延长了战期，并不能靠国人力量完胜日本。抗日战争留给今人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即是：专制是离心离德、内斗掣肘之根；民主是公平公正、凝聚人心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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