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佳（音译）是典型的中国7岁孩子。他喜欢骑自行车，喜欢一切跟车有关的东西；他是个羽毛球爱好者，每周上两次课。然而几个月以后，他或许就不那么典型了。他将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而大多数中国城市儿童没有兄弟姐妹。
他的父母利用了2013年11月中国放宽独生子女政策的新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即获准生二胎。在实施了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放松后，有些人预测会出现小规模的婴儿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估计，新规定将允许1100万对夫妇生育二胎。该机构认为，其中有200万对会在新规出台后的第一年这么做。但是，到2014年底，申请的人还不到110万。
这让政府感到担忧，政府调整规定是因为人口转折点——中国正在迅速变老。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在2012年迎来了50年来的首次减少。大城市生育率只有一个左右，属于全世界最低之列。就全国来说，数字不到1.6，远低于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
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生育率的控制并没有达到其拥护者想象的水平。1979年开始实施这项政策时，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在之前的不到10年里从5.8降至2.8。在多数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带来婴儿的减少。印度没有实施这类正式的政策，但生育率同期稳步下降，尽管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中国。在富裕的韩国，每名女性从1960年的生育6个孩子降至1.3个。
中国官方已改变策略，从宣传一个孩子的好处变成鼓励有资格的夫妇“合法生育”。但是，他们不应对这种政策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感到惊讶。
从1980年代起，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农村家庭被允许再生一个。最近，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也被允许生二孩。但是，实施的人一直不多。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的蔡泳等学者2007年到2010年在沿海省份江苏开展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在他们调查的有资格生二胎的2500名城市和农村女性当中，只有6.5%的人生了二胎。少数民族一直可以生两个甚至更多孩子。但是，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每名少数民族妇女平均只生育1.5个孩子。
蔡先生认为不断上升的收入是家庭规模减小的一大原因。他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他认为，就算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新生婴儿的数量也会直线下降，尽管不像实施计划生育后那么快、降得那么低。夫妇担心生孩子的费用：良好的教育和医疗越来越昂贵。2013年，瑞士信贷银行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对夫妇平均一年要在孩子身上花2.25万元（3600美元），直到孩子年满18岁。2015年发布的一项政府报告称，即使不考虑城市住房(尤其是好学校附近住房)的高额费用，在孩子人生中的头五年，城市父母的花费也比农村父母高一倍。
中国家庭不仅希望后代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希望他们在全球就业市场占据优势。因此，魏佳的父母拿出年收入的近15%给他报课外班，包括每周的英语课。中国市场研究公司艾瑞咨询称，中国一半以上的六岁以下儿童上课外辅导班。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帮助减少了育儿花费。但人们结婚生育的年龄都比过去晚，老人的年龄相应也比过去大，很少有老人的精力足以应付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家庭在中国已经如此普及，以至于社会的某些配置不再能给多孩家庭提供服务：无法在网上预订针对两个孩子的酒店房间，家长必须打电话额外说明；公园的车只能坐两名成人一名儿童；家庭卫生间的牙刷盒常常只有能放三只牙刷的位置。
政府的下一步举措或许是全面放开二胎。有很多人猜测，人大将于明年批准这一政策。计划生育官员仍然担心放开限制可能造成的后果。但是，无论政策做出多快的调整，花费和麻烦等因素还将继续抑制出生率。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现在根本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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