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发生过一件大事：我的父亲去世了，因为疾病和饥饿。小时候，奶奶无数次讲到家里挨饿时的情形，讲到村外的槐树皮都被剥来吃了，具体的吃法是用石磨把槐树皮磨成粉，掺进一点儿少得可怜的玉米面或高粱面，蒸成好不容易才能捏成一个团团形状的窝头，就着白开水吞下去。
我父亲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饿得没有办法，就带着弟弟们去田野里偷吃的。青青的豌豆还没成熟，就被父亲偷着吃了，只能在地里吃，不能带回家，因为豌豆有生产队的人看着，被抓住了会挨一顿打。父亲和他的弟弟们，常吃得一嘴青色的豌豆汁。
父亲去世那年是1980年，那时候已经不用吃树皮、槐花和未成熟的豌豆了，但地里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家里第一次做小麦煎饼的时候，奶奶在灶前泣不成声，因为她想到了我父亲，在我们全家终于等到可以吃到小麦煎饼的时候，他却去世了。后来我和奶奶聊天，她总少不了要说一句，“可怜我的大儿子，临死前都没吃到小麦煎饼。”
之后不久，我们举家从偏远的乡村迁往县城，因为我暂时不能转学去县城，只能一个人被留下求学。同时被留下的，是一大包煎饼和一小袋只有三四公斤重的小麦。因为没钱，我没法去学校食堂打饭，即使那份饭菜加在一起可能也不过一两毛钱。在别的同学相约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我只能一个人溜回宿舍，打开那包煎饼，抽出一张来掰碎，放进茶水缸子里，再去用免费的开水泡开，一点点吃掉。
到了县城后，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境遇并不比在农村好多少。爷爷在街头摆了个摊子卖白开水，用这个连小生意都算不上的收入养活全家。在县城中学，家境好的学生更多了，那时候似乎没人再挨饿，起码孩子们是饿不着了，但我还是觉得饿。家里从来都没有“早餐”这个说法，每天起床后无论寒冬还是酷暑，都是饿着肚子去上学，到了课间操的时间，已经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饥饿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它让自卑的人更自卑，让敏感的人更敏感，它让人与人之间丧失了本真的联系，让美好的情感竟然变成了耻辱。饥饿是悬挂在人们头顶的乌云，走到哪儿抬头都能看到它，即便你不抬头看它，它也会通过胃来提醒你。在饥饿面前，尊严有时候会凸显它强烈的模样，有时候又脆弱到不堪一击。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班级里兴起一股风气，偷女同学带的盒饭吃。那是不愿意中午回家吃的女同学们带的午餐，这些午餐，往往在上课间操前后，就被饥饿的男同学们偷吃掉了。开始的时候，有女同学向班主任告状，后来发现没用，就纷纷多带一点，有喜欢的男生，还会专门送到他面前，看着他吃完。
我参加过偷吃盒饭的行动，被女同学抓到过，也被班主任训斥过。不知不觉间，也有两位女同学注意到了我，她们开始给我带吃的，不仅是盒饭里的米饭和炒菜，有时还有一些辣炒的肉块和时令水果，冬天的时候，还有香喷喷的烤地瓜。我看到过网上有人问，在路遥的小说里，吴亚玲是喜欢或爱马建强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里面有喜欢和爱的成分，但更多不是异性之间的，而是人性美好的一面在闪光。在困难的日子里，如果连这些美好的人性也消失了，那才叫难上加难，没法活了。
在以后的时光里，我再未读过路遥描写饥饿的文章，因为不用读，文字中那些刻骨铭心的描写，已经深深印在心里，哪怕具体的章节和词句都忘记了，但故事里那个倔强少年，却一直以飘摇的形象存在着。他那被冷风吹起的破旧衣裳，他奔跑在田野里，为一个被人们遗留在地里的土豆而欣喜若狂的样子，面对喜欢的女生时的那种自惭形秽……都让我感同身受。
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都有深刻的饥饿经历，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比我所经历的要困苦得多的饥饿岁月。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有记者问他是什么促使他走上了文学道路，他的答案是“饥饿”。莫言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过树皮、草根。同样是在1961年，村里的学校拉来了一车煤块，莫言从煤车上抢了一块，咯吱咯吱地啃了起来。后来回忆，莫言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好极了”。可以说，是饥饿“喂养”出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现在的孩子们，没有挨过饿，他们中的多数，都是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端着饭碗满屋子追着喂食的一代。因此，他们并不知道食物最香的原因，不是出自多好的厨子之手，不是多么优良的食材，而是——只有在饥饿时，你才会觉得，食物会让人感恩，也会让人流泪，更会让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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