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平均工资统计，都难逃被“拖后腿”的感叹与吐槽。统计数据与民众观感之间产生较大出入，除了统计方法偏差导致的结果相对失真之外，不同岗位、不同企业、不同地区间的薪酬差异不合理，其实是民怨难消的根本原因。
因此，分析这种社会心理，不得不追溯薪酬差异形成的原因。只有全面、客观看待薪酬差异的形成路径，并估量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方能找到平衡社会薪酬分配的有效方法和动力。
必要的薪酬差异需要尊重
“不患寡而患不均”，至少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这是千百年来一种最朴素的心理。但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多寡”、“均与不均”，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在谈薪酬分配公平时，亦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大锅饭时代的平均分配，其弊端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采用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从表面上来看，按劳分配是最公平的，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反而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一方面，它否定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否定了不同劳动之间所需要的成本投入，是一种不公平；另一方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平均分配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新的活力，反倒不利于社会整体薪酬蛋糕的增大，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穷公平”。
所以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较低，经济增长较慢，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收入分配方式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不强、效率不高。因此，为了达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目的，计划经济改革最初就是以利益分配的调节作为突破口。正是因为把收入分配关系理顺了，特别是将收入分配拉开一定的差距，因而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劳动竞赛式的激励机制，使得社会经济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曾说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诚实守信的劳动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影响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策，其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分配制度、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进而提高创新能力。因此，适当地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有助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差异化、体现不同的劳动价值的激励性薪酬体制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大大激发了社会活力与经济发展动力。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社会薪酬的差异化，也引发了差距过大，甚至偏离正常水平的现象。源于此，确保薪酬分配公平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如何保障薪酬差异，既能够体现市场经济的规则，又能够助推收入分配公平，是一个必须直面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其对应的议题是复杂的，解决的方式也不可能单一。但要看到，缩小薪酬差异，使得薪酬差异更趋公平，绝不是要返回平均分配的年代，一定程度上的薪酬差异有其必然性，需要尊重。
薪酬差异形成的原因
薪酬差异有着复杂的成因，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中也会有所不同。就普遍原因来看，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在《国富论》中所总结出的五条决定劳动报酬差异的原因，依然具有代表性：
工作的难易程度、卫生状况与荣誉程度；学习该工作技能的难易程度与费用高低；工作频率；消费者对劳动者的信任程度；职业的从业成功率。
上述原因既是普遍性原因，也是影响到薪酬差异的必然与合理性原因。具体到我们的经济背景下，薪酬差异的形成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主要讲其中的不合理、需要避免的因素。
区域间的发展失衡，放大了地区间的职业薪酬差异。囿于东中西部，劳动力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状况等的不同，同样一个职业，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必然出现高低之差。就以加工业为例，近年来由于珠三角劳动吸引力下降，土地租金上涨，不少加工企业都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生产成本的考量。而其中人力成本也即薪酬成本，就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一个企业，在不同地区的盈利点不一样，给职工开出的薪酬待遇，当然也会不同。
不同的市场主体，催生不一样的薪酬体系。理论上，在平等的市场条件下，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的薪酬至少会呈现出动态的平衡。而一旦市场的平等环境被打破，薪酬差异自然会凸显。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国企待遇与一般企业的差异。国企一方面享有非民企能比拟的资源优势、政治优势、市场垄断优势，这决定了它的整体盈利能力要强，员工所对应的薪酬待遇相对更高；另一方面，国企的全面所有性质，弱化了产权的概念，薪酬的发放与企业效益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更易形成一种封闭的部门利益和旱涝保收的分配格局，无论在福利还是基本工资上，都远超同行业水平，这从市场招聘中国企的吸引力就可见一斑。
经济结构的差异，拉大了行业之间的薪酬差距。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由农业为主导，向工业为主导，再向服务业为主导的逐步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如当服务经济时代到来，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使得以知识经济为主的劳动力收入回报与制造业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拉开差距。而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的薪酬差距，由于市场前景的“此消彼长”也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如当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从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经历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
劳动者权利不平等，人为加大了薪酬差异，这方面可分为多个层级。如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劳动者在同一企业可能获得不一样的薪酬。而在政府部门中，在编与非编、正式工与临时工，在薪酬上甚至可能产生天壤之别。权利不平等对薪酬的影响，还体现在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上。当劳资双方地位失衡，意味着不具有平等的薪酬博弈环境，最终薪酬的差异也就此产生。
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薪酬差异形成原因各有侧重。需要被干预的，只是那些不合理的因素。合理与否，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与公平原则。当用人市场趋于公平、正义，薪酬差异自然能够确保回归到相对公平的状。
不当薪酬差异的影响
薪酬分配是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部分。薪酬差异得当，将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如果薪酬差异过大，甚至出现大量的分配不公，小则影响一个企业的持续长远发展，大则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影响。不当的薪酬差异，在很多时候本就是一些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促成的。比如国有企业的垄断，比如城乡二元分割等等。而这些因素导致薪酬分配不当，又形成变加深了新的社会不公，最明显的是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正向流动，加大贫富差距，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困境。
其次，薪酬分配不公，加大了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隐患。当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被拉得过大的时候，将会导致消费需求很低，内需不足。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与此同时，居民的消费率在逐渐下降。这种消费率的下降是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被拉大后，大量物质条件不高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起不来，进而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增长后继乏力。
再者，薪酬差异过大、不公，亦会造成对社会劳动观念的异化。当同等程度的劳动，换来的是差别过大的劳动回报，平等的劳动致富观念势必会发生动摇。一方面，会激发社会的不健康心态，如仇富、仇官心态的蔓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反馈；另一方面，在薪酬不公的刺激下，一些人会被迫选择走“捷径”来获得回报，如违法犯罪等方式。这些都会间接削弱社会基础秩序与正义观念的稳定性。
薪酬分配差异，在过去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中有着历史的原因，也有改革进程缓慢的原因。但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对不合理薪酬差异的不满已愈发强烈，说明它对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和公平正义进步的阻碍作用，已经显性化，亟需引发重视。特别是在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推进包括薪酬分配在内的收入分配公平体系建设，更是不可回避的改革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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