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差距一直是舆论场里的老问题。收入差距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真切感知，同时也映射出各行业的发展现状；差距数值是否可控，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布和稳定阀值。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16，2007年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2011年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有媒体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贫富差距悬殊阶段。
这些年，从国家到地方，总有各种版本的收入水平报告面世，几乎每一次报告发布，舆论都会“不识趣”地表示“拖了后腿”。有人认为，造成此局面的原因是地域经济差异和发展不平衡，有人则直指统计方式和调查样本本身不够科学。不管怎样，从历次历个版本的收入报告中，我们确能窥见行业之间、企业性质之间、岗位高低之间收入分布的不均，甚至是“收入贫富悬殊”。
行业差别：隔行如隔山
薪资收入的行业之差，是近几年屡屡被提及的话题。隔行如隔山，不仅是专业知识和行业生态的描述，更成为了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镜像。
这是有充分数据支撑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中国行业薪酬差距呈现曲线整体上扬态势。按行业门类看，1985年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比值是1.81倍，到2011年这一数字则扩大到了4.48倍；再之后，数据有所下降，2013年最新数据为3.86倍。按行业大类进行比较，1995年最高工资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是3.87倍，到了2010年差距的高峰时段达到11.86倍。11.86倍！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用真切可观的薪水数字来做个衡量——这一数据意味着，在某些收入高一点的行业，职工月收入可能达到11860元，而在收入低的行业，职工的月收入则只有1000元。
而要说到具体的行业变迁，这种感知可能更直接。据《第一财经日报》援引的数据显示，1978年，国家统计局划分的16个大行业中，工资收入最高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最低的“社会服务业”人均工资之比仅为2.17倍；2006年，全国大行业中工资收入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最低的“农业”人均工资之比高达4.69倍，全国这一比值最大的省份已经接近6倍。而到了2011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最高的行业与最低的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比为4.48∶1。
分行业门类看，2013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达到99659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达到90926元，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76603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4倍、1.77倍和1.49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25820元，住宿和餐饮业34043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6122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66%和70%。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86。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则更清晰：目前，中国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大都高于低收入行业职工平均工资2-3倍及以上，若是加上福利待遇等其他收入，这个差距还会更大。
因此，缩小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根本途径是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形成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彻底打破行业垄断，激活行业动力。
岗位差别：“官”大一级吓死人
在描述权力掌控的资源和话语权时，公众通常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这句话在薪酬差距的话题上，同样存在。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出炉，全国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5676元，其中，单位负责人107374元，商业、服务业人员39322元。从这一数据中，即可看到普通员工和负责人（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的巨大薪酬差距。更进一步来说，在某些备受关注的领域（如银行金融业、国企行业），高管享有的薪酬远远高过企业当年总体平均工资，且往往是普通员工收入的若干倍。这样的“贫富差距”广受诟病多年，不仅影响普通劳动者的信心，也或明或暗存在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空间，更与一些高管自身所奉献和创造的经济效益大相径庭。也正因如此，当国家在按下全面深化改革“快进键”的时候，也启动了相关行业和领域的人事薪酬制度改革。
拿央企来说，2002年，国资委曾明文规定，国有企业负责人和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不得超过12倍，但受制于多种因素使然，这一“规定”却屡屡遭遇尴尬。2002年，央企高管的平均薪酬与央企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为9.85倍，到2010年这一数字提高到13.39倍，之后在政府管控下趋于平缓。甚至，有媒体称，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平均年薪为74.77万元，是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余倍。而从全部上市公司看，2000年高管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为8.68倍，到2011年已扩大到17倍。
这一现象在银行金融业的身上则更为明显。根据上市银行2013年年报披露的高管薪酬数据，2013年，中国国有五大行董事长的年薪介于100万至200万元之间。其中，中行董事长田国立2013年5月份才入职，其当年年薪为77.71万元。股份制银行也并不逊色。比如，平安银行新任行长邵平以833.26万元的薪酬夺魁，随后的第二、第三位，也是邵从民生带入平安的副行长孙先朗、赵继臣，年薪分别达709.04万、708.26万。年报信息显示，2013年银行业高管薪酬前五名均来自平安银行。与令人惊诧的工资数据相比，工资涨幅也足够惊人。据《法制晚报》的报道，2001至2013年之间，中国银行业“董监高们”的薪水涨幅动辄达到10倍、20倍。例如华夏银行董事长吴建，2002年年薪25万，2013年年薪260万，上涨9.4倍；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2001年年薪25万元，2009年就达到530.6万，涨了20倍。
如此现状，注定难以使人满意。因此，中国劳科院的课题组建议，当前合理的上市公司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量化比例可设置为15倍，今后应缩小至12倍左右。国企高管平均薪酬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应更低一些，当前应不高于12倍，2020年应缩小到10倍以内。
公私差别：“姓别”不同见多寡
如果说薪酬差异在不同行业之间、岗位高低之间有差异还稍能理解，那么，公民就业单位的“姓别差”（姓公还是姓私）则让人尤为窝火。做着同样性质的工作，工作内容和专业知识相差无几，收入却有天壤之别，这让人怎能接受？虽然从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速快于非私营单位，但进一步对比从2008年到2014年平均工资的总体水平看，非私营单位与私营单位之间的绝对差距正呈现逐年加大的态势。比如，从绝对差值看，2008年，中国非私营单位比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高11826元，之后逐年增高，2009年高14537元；2010年高16388元；2011年高17223元；2012年高18017元；2013年高18768元；2014年这一数值最高，达到19949元。
根据统计局的最新报告，2014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非私营单位为56339元，私营单位仅有36390元，从这个数据来看，在年收入上前者比后者多出约2万元，前者薪酬是后者的1.5倍。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从名义增长率而言，后者更高一些，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两者之间的绝对差距在拉大，从2013年的相差18777元扩大到2014年的19949元。分行业看，除了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三个行业，私营单位人员工资与非私营单位的差距在缩小，在其他绝大部分的行业，非私营单位不仅挣得更多，而且涨得也多。
从最高收入的行业看，在非私营单位中，年平均工资前三名分别为108273元、100797元、82220元；私营单位中，年平均收入前三名分别为51044元、47462元、41553元，差距均在2倍左右。具体来看，以金融业为例，非私营单位中金融业收入为108273元，而私营单位中金融业仅41553元，差距十分巨大。
企业单位“姓别差”造成的薪酬差异，变相拉大了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这既关乎劳动者权利实现，也是对市场主体能否“完全平等充分自由竞争”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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