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一家打算出境旅游，旅行社要求他填写一名亲人的联系方式为紧急联系人。他打算填自己的母亲，可是，因为自己的户口和母亲的没在一起，旅行社便要求他证明自己的母亲真的是自己的母亲。
最终，旅行社要他交了60元钱，接受了“他妈是他妈”的现实。
要是别人，事情可能就此结束了，虽然窝火，但是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但陈先生有点不一样，他有位朋友在《人民日报》工作，于是，这段奇葩的经历被人民日报官方微信登了出来，阅读量超过10万，转发无数，最终，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看到了。
5月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国务院的领导、许多部委领导都参加了，李克强当着这些人的面，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在听到李克强讲到“证明‘你妈是你妈’”时，会场里一片笑声。李克强则一脸严肃地继续说道：“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人家本来是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结果呢？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这已经不是李克强第一次在如此重要、严肃的会议上提及这类小事了。一个多月前，也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批评道：“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盖章劳模
就在李克强开会痛斥奇葩证明前几天，全国劳模彭煜翔也遭遇了一场“证明”灾难。
严格来说，在开全证明前，他还不是全国劳模。当时他的材料需要报送到全国总工会，按照要求，这些材料上要盖满8个章才行。他原以为既然海南省总工会都推荐了，盖章也没什么复杂的，结果，他想错了。
据彭煜翔介绍，这8个章涵盖了税务、工商、环保、计划生育等部门，之所以要盖章是要证明他在这些方面没有问题。
彭煜翔是海南省歌舞团的董事长，因为清明节后忙于团里活动，便请歌舞团办公室主任周克刚帮忙去盖这些章，结果发现，表面上看是8个章，其实每个章背后，都得先盖一系列的部门小章，等这些相关处室的章盖齐了，才能见到最终把关的大章。这样算起来，要把整个流程跑完，至少得盖大大小小的20多个章。听起来像是商家积分升级一样。
周克刚跑了一星期，才集下两个大章来，而上报工会的时间就要到了。彭煜翔听说这个情况后，当时就想放弃全国劳模这个荣誉了。当天晚上，他给省领导的秘书打电话反映了相关情况。
第二天早上，省委一位处长出现在彭煜翔面前，说这个荣誉不止是个人的，也是海南省的，于是拿着电话簿给各部门的一把手打电话，又亲自带着他去跑部门盖章，这才在截止时间前集齐了需要的8个大章。
全国劳模彭煜翔的遭遇，像是中国人的一个隐喻：在开证明盖章这件事上，就得发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失败、不怕繁琐、迎难而上的精神才行。每个中国人首先都是一位盖章的劳模，在一个个公章的证明下，延续自己的人生。
被证明的人生
“你妈是你妈”证明的奇葩以及李克强总理的点名批评，让“奇葩证明”的问题迅速在社会上掀起波澜，47岁的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也被卷入这场波澜中，不断有媒体联系他希望能进行采访。
一年多以前，曹志伟就曾梳理过，人这一辈子需要开多少证明、盖多少公章。$nextpage$
2014年2月，曹志伟用透明托架装着一堆证明走进了广州两会的会场。据他介绍，此前好多人向他抱怨，希望这位政协委员能够反应一下公众办证多、办证难的问题。于是，他从2013年6月份开始，组建了一个以大学生为主的调研小组，开始调查，想搞清楚人们到底需要办多少证？又有多难。
历时40天的调查结束后，形成的结果被他带到了两会会场，当着广州各级领导的面，曹志伟开始介绍这些证明：每个人还没有出生就开始办证了，“在娘胎里就需要办理的，甚至XY符号都没有的时候就要开始办了”，这就是出生证明。此后，一系列的证明袭来：疫苗接种证、户口本，读书时要办学生证，还有学位证、各种考级证书，就业还有就业证、社保卡、医保卡、职称证、职业资格证等等。结婚当然要有结婚证，之后是一胎证、二胎证，退休了，还要办老人证，到死都不会消停，还要办死亡证明、火化证明、骨灰存放证明。前前后后加起来，曹志伟介绍说，一个人一辈子至少需要103个证明。
当然，这些都是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可以预期会遇到的，还有很多证明，比如“你妈是你妈”属于额外遭遇。加上这些，这条人生证明的链条，还会更长。
国务院常务会议后，新华社紧接着进行了相关调查，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证明。上海记者周蕊因外出采访受伤，需要办理工伤手续，结果就要开具“本人无过错”的证明；长春工作的胡畔及妻子吴女士都为独生子女，当他们准备生二胎，办理二胎准生证时，却被要求提供20多种证明。他们这还算幸运的，西安一对夫妻，孩子都已经半岁了，准生证还没办下来，因为小区处在两个区的交叉地带，两地的权属不明确，一直没有社区管理，“所以无法上报相关信息，也没地方开具相关证明”。
李克强的安徽老乡遇到的证明问题，更是典型，很多人都遇到过：安徽淮北市民闫伶准备办理教师资格认定时，需要提交一份“无犯罪证明”，闫伶去找居委会，对方要求当地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证明”才行，而派出所民警则要闫伶提供“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闫伶去找当地教育局，工作人员却说他们无法开具“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于是，事情就此陷入死结。
无奈之下，闫伶只好联系当地媒体反应此事，很快，派出所又给闫伶打来电话，说她的事情可以“特事特办”，可以开无罪证明了。
那些开证明的人
李克强对这种奇葩证明并不陌生。年轻时代，他在安徽凤阳做大队书记时，就开过很多证明。当时，凤阳民众收入极低，养家都难，一到春天，许多人就不得不出门“逃春荒”，外出讨饭为生。李克强就拿着大队公章，给这些熟悉的乡邻开“逃春荒”证明。
有了这份证明，就相当于“职业”乞讨，被各地管理者放行，否则，就会被当作盲流抓起来。某种程度上，这是当时政府对人员流动管理的一个主要举措。据当时和李克强同一个大队的农民回忆，李克强虽然心痛，但仍很积极地帮村民们开这份证明。他说，你控制他们干什么，到外面能填饱肚子总比在家里挨饿强。
现在很多证明，都是青年李克强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管理思维：通过证明来管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道：“简单讲，可以说办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时代就是人们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都需要办证和证件来实现的，尽管我们改革开放30年，这种思维现在一些官员脑子里边还是存在的。”
但即便中央一再提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现在一些政府机构的办事人员，也依然没有李克强那种为公众服务的热情。2013年，在北京工作的周先生因为要出国办理护照，从北京到老家出入境管理处多次都没能办完，第一次去办理时，办事人员只告诉他，需要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证明，等他开好证明回去，对方又发现周先生没有开公司在职证明，如此反复多次。有一次，央视记者和他一起去了，没穿警服的办事员很认真地在看报纸，完全没有理会周先生等人，直到同事提醒，才如梦初醒地抬起头来看他，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
甚至，这些证明还成为一些政府机构权力变现、向公众收费创收的契机。广西南宁的市民要到市房屋产权交易中心开具“无房证明”时就会发现，仅仅是查找一下数据库、打印、盖章这么简单的工作，就要收取60元的费用。2012年初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可忠被收费后，认为这笔费用不合理，申请行政复议，经过有关部门调节，房产局退还了对他收取的费用，但仍然继续向其他市民收取。而2013年8月1日开始，“利用档案收费”已经被国务院明令取消，但除了南宁，在广西北海、湖北武汉、吉林长春、山东济南等地，仍然还在收费，只是费用标准不相同。
这是国家的管理者们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各式各样的证明，纷繁复杂，涉及到的又都是基数庞大的基层办事机构。中央的精神到这些基层办事人员之间，层级重重，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简政放权的效果。在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就曾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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