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先生（李光耀）将他的一生奉献给新加坡，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新加坡总统陈庆炎3月23日说。当天凌晨3时许，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新加坡总理公署当天发布公告说：总理李显龙以沉重的心情向全国人民告知，李光耀去世。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李光耀去世表示“深深的哀痛”，他称李光耀为“亚洲的一个传奇人物”，认为他将以最激励人心的亚洲领导人之一被世人所怀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3日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不幸逝世向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致唁电，并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李光耀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发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拓两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1959年至1990年担任新加坡总理，此后留任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至2011年5月。作为新加坡开国之父，他为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曾先后六次访深为特区发展建言献策
李光耀大概是与当代中国情谊最深的外国领导人之一。据了解，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先后30余次来华访问，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直受到李光耀的特别关注。从1985年起，李光耀曾6次踏上深圳的土地，并积极地为深圳的发展建言献策，与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
根据深圳市档案信息，李光耀造访深圳的记载有六次：分别在1985年、1988年、1990年、1992年、2000年、2005年，李光耀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尤其对深圳情有独钟，他曾评价深圳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
1992年，邓小平南下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要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向新加坡学习，他们有良好的社会纪律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应当向他们借鉴，并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当邓小平这番振奋人心的讲话还在深圳人耳边回响时，李光耀旋即以内阁资政的身份访问中国。他在深圳考察期间对深圳做出了那句著名的评价：“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她是中国改革试验田，深圳的试验取得成功，就说明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得通。”
时任深圳市长的李灏多年后对这句话仍然记忆犹新，他曾评论说：“李光耀对特区的认识超过我们许多人。”而这一年，已经是李光耀第4次来访深圳。
其实早在1985年，还是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就与深圳结缘。中国刚刚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李光耀就来到深圳，亲自感受和探查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经验的得失。紧接着，李光耀又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密集造访深圳，不断为特区的改革开放道路出谋划策。1990年，当他离开深圳时充满感慨地说：“深圳这条路走成功了，中国四个现代化也就成功了。”
每次访深，深圳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都会给李光耀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也会为这座城市的发展给出自己的建议。2000年底，李光耀由香港顺访深圳，目的是了解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探讨新加坡与深圳合作的途径。这次访深，李光耀不仅了解了深圳市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环境，并且还就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培养等问题与深圳交流了看法。期间，他感慨深圳变化惊人，道路宽阔整洁，城建漂亮，不愧为“国际花园城市”。
2005年3月，深圳第六次迎来了这位老朋友和他的诸多建议。李光耀建议深圳发挥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在积极吸引香港的金融、会计、律师等服务的同时，完善深圳的工作、生活、消费环境以吸引港人来深。李光耀还称赞深圳是一座汇集各方精英的城市，并建议深圳进一步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各种人才来深创业，他说“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拥有未来！”当时，李光耀还特别提到，英语环境是新加坡发展国际经贸交流的有利优势之一，因此建议深圳加强英语教育，营造良好的国际化城市氛围。
正是由于李光耀与深圳的这份特殊“友谊”，早在特区初创时期，新加坡就成为深圳主要学习借鉴的国际榜样之一。1983年的夏天，时任深圳市长的梁湘就率领由周溪舞、罗昌仁、甄锡培等组成的领导班子赴新加坡进行考察。此时，新加坡总理正是李光耀。在新加坡考察期间，梁湘受新加坡城市规划和环保意识的启发，回到深圳后立即召集城建、规划等部门研究，最终形成了深圳东西主干道深南大道的雏形。
当时深圳还是一个人口不足30万的新兴小城，梁湘顶住质疑和压力，不仅在深南大道两侧各留出30米宽的绿化带，还在大道中间设置了宽达16米的绿化带，以备修建地铁。此外，梁湘还力主在规划上留足绿地空间，建议将城市大道两旁的建筑物统统向后推30米建造绿化带。今天，从深圳四川大厦沿着上步路一路向北的绿化就是当年学习新加坡园林风格的典型代表。
深圳四次派团赴新加坡“取经”
梁湘借鉴新加坡经验大刀阔斧建特区，掀起了深圳学习新加坡的第一股热潮。
进入90年代初期，深圳迎来了高速发展阶段。面对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大趋势，深圳急需研究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990年，时任深圳市长的郑良玉率团访问新加坡，随即掀起了深圳第二波学习新加坡的高潮。此后，深圳开始了自己的产业转型升级之路，着力发展高端产业，减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断引进高质量投资，培养高素质人才，配套提升教育和技能水平。
1998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派考察团第三次赴新加坡问道取经。此后数年，深圳再次受到这位国际老友的影响，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和国际化花园城市。特别是加大环保在城市规划上的权重，使得深圳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取得了城市、人口、环境之间的平衡，并先后斩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模范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等荣誉。
进入新世纪，深圳已经从一个边陲渔村成长为一座超级大城。在硬件建设方面，深圳已经遥遥领先于国内多数城市，但是在城市软实力方面，深圳与建设国际一流城市的目标相比还有所欠缺。因此，此时的深圳希望立足高远，用国际化的视野和理念解决发展新阶段遇到的问题。
2007年8月至10月，深圳市政府组织10个专项考察小组共140人，分批赴新加坡接受“头脑风暴”。这也是深圳历史上首次如此大规模、集中在同一个国家、同一时段，围绕同一主题进行的考察“取经”活动。与以往不同，此次访问更多的是从提升城市内涵和品味的角度出发，研究新加坡的城市房屋居住政策、城市绿化、规划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填埋等城市管理个案，探求如何稳步推进深圳市的发展，提高城市的整体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
回顾特区成立的三十多年，深圳政府代表团四次远赴新加坡进行考察。从最初的学习城建规划，到升级产业结构和建设花园城市，再到强化城市管理，深圳对新加坡的学习经历了一个由骨骼到肌理的系统过程，而李光耀对特区始终不变的支持和关注正是这个过程背后最大的动力之一。无论何时，李光耀的名字都将被特区的发展历史所铭记。
李光耀的深圳足迹
1985年9月25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行首次访问深圳。
1988年9月22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偕夫人一行访问深圳。
1990年10月23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行43人，由中国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陪同，前来深圳参观访问。
1992年10月7日至8日，新加坡共和国内阁资政李光耀再次访问深圳。
2000年12月9日，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顺道访深。
2005年3月31日，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鸿忠会见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及夫人一行19人。当天下午，李光耀还参观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nextpage$
从李光耀先生看中国的改革开放
特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从李光耀先生六访深圳以及深圳的发展和经验可以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却是漫长而修远的，“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5年3月29日，新加坡“国父”、“建国总理”李光耀的葬礼举行。而在葬礼举行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首度提出“亚洲方式”，与李光耀一直以来在西方阵营中提倡“儒家价值观”形成精神上的“共鸣”。在外界看来，从新加坡到中国，不同时空背景的华人国家，都在寻求和西方国家有差异的发展道路，以实现自身目标。
新加坡的成功并不来源于威权政治
许多人都看到，新加坡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保持了政府的高效、廉洁，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地，建成世界顶尖的发达国家。实行威权政治的新加坡的成功，甚至被西方民主制度的反对者视为他们最好的论据。
但事实上，深入梳理“新加坡模式”的内核，其独特性并不像一些论者想象的那么突出。从大环境来看，新加坡的成功，首先在于其在国际政治中纵横捭阖的选择。新加坡坚定地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从立国之初就确定英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始终自觉而主动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借由在经济上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融合，以及地处马六甲海峡咽喉的特殊地理位置，新加坡成就了其东南亚金融中心的地位。虽然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同典型的西方社会有所区隔，但却的确为西方主流社会扮演好了马六甲守护者和亚洲开发前沿的角色。
从小环境来看，新加坡的成功，也不止得益于所谓的“威权政治”。诚然，新加坡长期保持一党执政，李光耀家族对新加坡政治具有几乎决定性的影响力，但这并非新加坡唯一的制度基础。虽然李光耀对民主政治充满怀疑，新加坡也没有达到西方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要求，但新加坡仍在形式上实行了选举民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能够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在选举中保证胜出，但选举中得票率的增减也是民意的检验；同时，新加坡完整地保留了英国遗留的司法体制，在亚洲地区是法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也是新加坡吸引海外投资的法宝，反观大多数长期实行独裁政治的地区，往往法治混乱，腐败横行，虽然也有强势的领导人，但国家能力实际上相当弱势。
新加坡更像一个公司，而非一个国家
从本质上来看，新加坡更像一个公司，而非一个国家。外界常将李光耀定位为新加坡“大家长”，其实把他视作新加坡的“大老板”也是成立的。
传统华人社会，宗族势力非常强大，新加坡多数华人移民的祖居地广东、福建，至今仍是家族势力最为稳固的地区。家族既是政治单元，也是经济单元，抛开新加坡作为西方阵营一份子和法治国家的背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加坡也像一个大家族。李光耀这样的大家长，在政治上是新加坡民众的公约数，而在经济上则是领导新加坡这个“家族企业”的掌门人。新加坡经济的繁荣，使新加坡民众能够共享这种成果，这与一般企业成长与个人成长的关系并无二致。
新加坡是一个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一间小公司，这一家公司适应国际秩序的规则，但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管理文化。新加坡是一个高效率的家族企业，但其中的职业经理人阶层非常娴熟，并且工于市场经济的规则。强势的决策层、严明的秩序和纪律、政府的高效能和完善的福利，更接近一家成功企业的文化基因。换句话说，新加坡城的成功，其实是新加坡“公司”的成功，将国家作为公司来经营和管理，这是李光耀的创举。
但需要时时注意的是，这一家“公司”之所以成功，并不只是因为它是“家族企业”，更因为它精密地运作，重商主义和规则意识，是推动新加坡这个“公司”取得成功的技术基础。
中国怎样学习“新加坡模式”？
几乎没有人否认，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意义。新加坡不仅启发中国，可以在保持有权威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和西方国家成为贸易伙伴，甚至还参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塑造。如今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地级市苏州，其经济起飞正源于1994年新加坡工业园区的落户。
中国的开放进程，始于华南地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成立。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重心北移，长三角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标志性事件正是浦东新区开发和新加坡工业园区。可以这样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内地投资最重要的海外资本是港资，而在九十年代，新加坡资本已成为在华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加坡在华投资的影响力，并不在绝对数量上，而在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影响。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的翻版，在一定程度上，苏州也在经济上成就了一个“小新加坡”。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的增长竞赛已经开始，但中国市一级政府的增长竞赛步入高潮，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张五常认为，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竞争是中国崛起的秘密，而以开公司的理念和方法来做政府管理，正是从新加坡引入的。
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围绕招商引资和政府效能的比拼，正是借鉴了新加坡成长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学习新加坡可以说已经是“遍地开花”。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中国地方政府学习新加坡经验又是不完整的，对新加坡模式的“选择性学习”，反而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桎梏。
中国的地方政府过于在意GDP的增速，在追求自己这个“公司”成功的时候也造成了巨大的发展“外部性”。比如，沿海一些城市希望自己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外来劳动力，但又不愿意负担与之相应的公共服务责任；在一个城市内部，还有更极端的情况，每个区都希望自己的人均GDP高，都希望企业在本区投资，居民都到区外去居住，因而不断提高区内商业地产、工业地产的用地占比。从宏观到微观，地方政府唯GDP数据是举，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使许多地方的民生福祉同经济增长脱节。这种“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增长竞赛，现在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反观新加坡，它作为一个国家，不能把资源、环境、人口等各种压力外移，所以必须妥善解决在地人口的发展和福利问题，如果本地居民过得不好，新加坡民行党的执政地位就会面临威胁，由于新加坡不存在中央——地方政府关系问题，所以新加坡的公司化发展战略可以得到最有效的执行。
而在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并不一致。地方政府的增长竞赛，许多时候并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各种发展和民生问题。加之由于地方政府没有选举授权，人事又高度短期化，这使得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运作充满短期行为色彩。最终，这使得中国地方增长竞赛的质量远不能同新加坡相比。
中国学新加坡的重商主义已经够多了，现在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能需要借鉴新加坡政府“温情脉脉”的一面。地方政府应该是将整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运营，回归到服务每一个区域内居住者的起点，而不能为各种统计数字所困，地方政府毕竟不是真正的公司，只追求财务上的亮眼成绩显然是不够的。中国可以考虑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稳定性，并增强民意和地方政府权力之间的联系，让地方政府的官员更加重视当地的长远发展。
发展主义的绩效观，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运作“，好像都在中国落地生根，甚至原先不太健全的法治，也在2014年以后成为最高决策层要强力全面推动的重点任务。但学会了新加坡的这些“术”，中国就能延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成功吗？还是个未知数。
李光耀的遗产，最值得中国参考的应是“长线思维”。因为他把新加坡当成了自己的“家族企业“来管理，他希望新加坡成为“百年老店”。在这种理念下，他以独到的战略眼光规划新加坡发展的每一步，并且及时作出各种调整。而在中国的体制下，如何让官员都能够有“从长计议”的眼光和襟怀，则考验着执政党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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