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总会下山，靴子终会落地——制定公共政策和具体改革措施也一样。回顾近些年，改革视野中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断断续续，从未有过相对明晰的定论。保守估计，从2008年至今，该话题引爆舆论关注的次数已经不下5次。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的亮相和表态。
如尹蔚民所言，“目前社会上对这个问题没有形成共识，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建议。有一部分人赞成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反对的。”改革要取得“最大公约数”，必须尊重民意、听取民意、体现民意。但总体而言，目前改革争论不少，共识依旧较为稀薄。延迟退休方案制定在即，公众担忧不少，归结起来，至少需要迈三道坎，延迟退休才能顺利“小跑”。
就业之困：延退挤压机会
在所有公众反对延迟退休的理由背后，就业压力“首当其冲”，这也是实施延长退休政策面临的最大障碍因素。毕竟，即使一个人有再远大的理想蓝图，吃饭填饱肚子是基础。实际上，人社部多年来并不着急把延迟退休的年龄界限提上议程，更多也是出于对就业压力大考量。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在2010年9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就对大众传媒坦言，“这个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就业的情况来进行研究。”那么，延迟退休政策将对就业形势、就业结构和就业压力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面不妨简单探讨一番。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每年需要安置的就业人数在2400万左右，但真正能够实现顺利就业的人数仅为1000万人左右。即使是在经济高速飞跃的时代，中国每年也仍有将近1400万人未能有一份基本的工作保障。如今，GDP指数逐渐回落，整体经济形势进入提质增效的“新常态”轨道，就业形势面临的压力更大。如此现实语境下，如果延迟退休年龄，一个必然面临的愈演愈烈的问题是，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老年人占据年轻人就业的机会，加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这一结论，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唐均的观点相一致。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在2000万至2400万人，但是新增的工作岗位只有1000万左右，而在新增岗位中，大约有30%是“自然更新”，即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老一辈退休“让”出来的岗位。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如何安排将直接关系新老劳动力的交替，这是正相关的关系。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政策不仅会对年轻人的就业造成影响，老年人就业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虽然，延迟退休可能会让部分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利于阻止企业人力资源频繁流动，留住技术和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可是，年纪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往往都大打折扣，即使是从第一、第二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以上现象依旧存在，并可能衍生其他问题。如此，在选择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企业往往更易倾向于前者。比如，2013年4月26日的《国际金融报》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在私企工作的陈先生当时42岁，他对记者表示，公务员、国企或事业单位的员工，年龄大了也一样有班上。“我们这些在私企的打工仔，年龄超过40岁，就很难找工作了，到50岁就更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我50岁到60岁的时候，很可能会成为无收入者。”也就是说，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带来失业老人再就业难而又不够领取养老金资格的问题。如此，老年人要么继续吃老本，要么对子女造成重压。
养老空账之困：延退带来“民困”
延迟退休，就业压力是关乎“吃”的考量，养老金空账是关乎“钱”的问题。养老金空账到底有多少，坊间一直存在不同数额的版本。最近几年可以看到的数字是：2012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2011年记账额达到24859亿元，空账额达22156亿元。时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表示，2013年4月7日在博鳌论坛对于解决养老金缺口这一难题，给出了三个药方：延迟退休、加大国有资产划拨社保的力度、加大商业型养老基金规模。虽然有数据统计显示，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中国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那么10年就能减缓基金缺口2000亿元。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和市民认为，以延迟退休来填补养老金空账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给公众带来新的更大的困扰。
《北京青年报》曾发表署名为樊大彧的评论文章《延迟退休或让普通劳动者为现行养老体制缺陷买单》，文章以中国老龄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的养老制度为例，也即参与试点者，在年满退休年龄后，医保等其他社保均按退休办理，不再缴费，但继续工作期间，需继续缴纳养老保险。文章认为，改革试点两年来“响应者寡”是有原因的：“当地人算了这样一笔账：一名普通职工延退期间需多交纳近三万元养老保险，退休后每月基本养老金仅增加三百多元，退休十年才能把多交的保费挣回来。参加试点者如果65岁退休，10年后“回本”，但是目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这种改革对劳动者而言，到底有何意义？这种改革如果能获得民意支持，那才让人奇怪。”
最直观的意见，是来自市民的感受。记者采访一位临近退休年龄的罗女士，罗女士的意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多数人的想法。“干了快30年了，现在让我延迟退休，那我肯定不乐意。”“晚退休不仅意味着多交几年社保，也意味着领取的养老金相应减少，一出一进不少钱呢。”而在论者看来，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决不能依靠延迟退休年龄来解决，起码相当时期内(至少20年以内)不能。理由是，这是由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最大国情是，13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在这个国情下，延长退休年龄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弊将远远大于利。
法律之困：延退如何兜底公平
就如前文所述，延迟退休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而对于补缺养老金空账也作用有限。在此逻辑下，如果真要推行延迟退休政策，那么将面临的第三个担忧是有无法律制度的规束——以什么样的法律规约为公众该享有的权利和福利公平兜底。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声音是，延迟退休的普适性无法有效保障，可能导致灵活收入人群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这一部分社会底层的工作者，知识水平低，无法紧跟时代的节奏，在现有制度下这部分人承担着比一般城镇职工更重的缴费负担，社会保险政策的公平性受到质疑，延迟退休可能导致更进一步的贫富分化。
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刚性的专门的法律法规不可缺位。日本的《高龄者就业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让员工工作到65岁。在这部法律下，企业无权无故解聘雇员，如果解聘，工会组织和专门法律即会过问。而在中国，揆诸社会保障体制并未有如此完备合理的规定，一般情况下，男性工作到50多岁，女性工作到40岁，企业就不再持续聘用。然而，占总劳动者70%的蓝领工人，到此境地便很可能面临失业困境，与失业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即是遭遇“就业困难期”。如此造成的窘境是，占据总劳动人数70%的人，将仅仅靠非正规就业勉强维持生计，不过养老保险费还得继续缴纳。如果推行延迟退休政策，退休年龄设定在之前媒体所谓的65岁，这部分人的“就业困难期”便很可能延长到15—20年。以此来看，社会无业人口一旦增多，无论对社会稳定还是经济持续发展都是不利的。
正如绝大多数专家学者所说，目前施行的退休年龄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在新环境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下，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不过，在就业压力激增、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健全、改革可能带来新问题、新矛盾的现实下，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正面临着重重困难——特别是缺乏足够的来自民意的认可和共识。改革发展是“一盘棋”，要在某些领域和问题上破例，更要通过配套措施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合理利益，通过科学充分的调研，分析现状，权衡利弊，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改革才会收获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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