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交管执法部门挠头的困惑是，如果果断取消出租车“特许经营”政策，其所带来的出租车运营秩序失控难题，无论是支持继续垄断经营的还是坚决主张“自由竞争”的两方，都不能予以无视。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优步广州公司因涉嫌组织黑车非法营运遭广州工商、交管、公安联合执法。由是，打车软件平台公司的合法经营边界再次引发了业界和舆论的争论。
利用打车软件网罗私家车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决非优步一家，在此之前，滴滴、快的等多家本土打车软件平台公司，都因涉嫌同类“非法”营运活动而遭到交管执法部门的依法查处及行政罚款。
此番对优步采取执法行动，广州交管执法部门脉准了4条：其一，形式上已合并的滴滴快的这只“大老虎”已近乎被“打残”；其二，争执归争执，可面对舆论分歧，交管执法部门明显占据着“多数舆论”的支持；其三，交管执法部门执法“只区分合法经营与非法经营”的强硬态度，的确拥有充足的法制（治）底气；其四，在优步广州被“盯”上之前，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拿涉嫌非法营运的罪名，摸过优步的“老虎屁股”。其中个别国家譬如德国，优步打车软件被禁止使用；葡萄牙更直接颁行法令，在全国禁止优步运营。这些“国外案例”的存在，无疑令广州交管执法部门额外平添了一份强势执法的硬气。
社会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国内外打车软件运营平台公司频频遭遇处罚的情况，主要起因也有两条：一来打车软件客观上具有“互联网＋”的创新含义，若能规范运营，它的确为部分打车乘客提供了更方便的预约式乃至私人定制式叫车服务；二是长期由各地政府以畸高价格“倒卖”出租车运营证所遭致的行政垄断，的确扭曲了出租车市场的供求关系，恶化着出租车市场的服务生态。
上述两大起因是典型的互为因果关系，长期互相影响最终形成解不开理还乱的恶性循环。令交管执法部门挠头的困惑是，如果果断取消出租车“特许经营”政策，打车难很可能不再是个问题，至少有望得到明显缓解。如此一来，也就不存在滴滴快的乃至优步等打车软件运营平台公司的所谓非法问题。然而，国内外反复上演的“自由教训”所带来的出租车运营秩序失控难题，无论是支持继续垄断经营的还是坚决主张“自由竞争”的两方，都不能予以无视。
就此，我们不妨举“浙江尝试”最终失败的教训。1980年代末，浙江各地级市出租车市场纷纷起步，刚开始试行“行政准入制”。1990年代初，浙江多地一度放弃了“行政准入制”，出租车的确在短期内增多了，但搭载、欺客、宰客现象旋即大量发生。由于从城市治安到城市形象问题都引起各方关注，引发舆论强烈不满，浙江多地遂重走“行政准入制”老路。这条“老路”一直走到今天，又致使政府、出租车公司在整个封闭市场的既得利益不断固化，出租车司机和广大乘客终成为替既得利益买单的两个冤大头。最后弄成的哥从业年限越来越短，招募的哥日益困难，乘客打车越来越难，所遭受的各种“无端刁难”越来越频繁。
在现有出租车“特许经营”模式下，政府把大部分针对出租车运营秩序的日常监管责任，随同“特殊经营权”一起，“下放”给持证的出租车公司。如果把“特许经营”重新改为“自由进出”，也并非无路可走，但针对散布面极广、流动性特强的出租车及的哥群体，要想实施有效监管并真正管住管好，必须大量增加监管人手、监管预算及其他各项监督硬软件，这就不是交管执法部门可以独立拍板的了。而且在取消“特许经营”后的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全社会都得容忍和承受市场开放带来的一系列阵痛。正因为背负着“寻租骂名”的交管部门，还同时承担着用“租金”养活监管队伍的“额外重担”等一系列纠结。可以预计的是，最终出台的“车改”方案，很可能仍是个修修补补的方案。
（上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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