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关村创业大街还是一条破落的图书城步行街。两年后，这里一天之内挂牌成立的新企业就超过了20家，大街小巷里漫布的创业咖啡馆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埋头写代码或修改商业计划书的人。那些拥有新奇想法的年轻人只需要点一杯咖啡，就可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或者投资者。
这些创业者，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创客”人群的缩影。据北京中关村管委会去年年底披露，2014年上半年，中关村新创办科技型企业已超过9000家，平均每天诞生科技型企业49家。90后群体逐渐成为创业主力军，越来越多的女性、学生以及传统行业的人们也加入到这波创业浪潮中来。激发这些年轻人创业热情的，除了他们自身的创意与激情，还有政府对创业束缚的减少、对创业环境的优化。如果用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搭台、清障。
简政放权，减少创业束缚，就是清障。在过去，一个项目要过20个部门、盖108个章、经过799个工作日才能真正开工，低下的行政效率、层层把持的行政审批权，俨然已经成了束缚市场活力的最大障碍。很显然，要释放市场活力、激发民间的创业激情，就必须清除这些权力障碍，让市场的归市场，行政的归行政。
行政审批权力退出了，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是一放了之，而是要“放”、“管”结合，该管的、该服务的，还是做起来。就像今年政府报告指出的那样，优化就业创业环境，以创新引领创业，实施不间断的就业创业服务。政府只有真正在打造创业环境、实施创业服务上做好了“加法”，民间创业才可能插上翅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面对新常态、新变化，如何调动、发挥年轻一代的创造力与活力，如何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条件、清除阻碍，促使他们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与能量，显然是政府面临的新课题。政府只有做好了简政放权的“减法”，做好了创业搭台的“加法”，才可能换取社会创新创业的“乘法”。
放权，给创业做“乘法”
通过简政放权释放的市场活力、激发的创业激情是明显的。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尽管只有7.4%，但是原来由各个层次的政府部门层层把持的审批权力收回以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气氛正在形成。
自去年3月全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一元钱就能开公司。此外，年检制变年报制、“先证后照”变成“先照后证”等手段，都在为创业人群“开绿灯”。商事制度这类改革使民众的创业不再受到权力的羁绊，每天都有上万家公司登记注册。这些新建立的公司大都是小微企业，就个体来说虽然不能与国有大企业相比，但民间自发创业形成的强大合力，已经成为抵消经济增速下行的一股重要力量。
对社会而言，政府简政放权意味着松掉了捆绑在个体与企业身上的绳索，意味着市场主体可以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可以更自由地在市场中大展拳脚，发挥创造力。被视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之所以能够迎来又一波创业热潮，正是因为政府充分放权。中关村创业试点政策的实质，正是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调动了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政府放权让利的“减法”，调动起了社会创新创造热情的“乘法”。
其实，简政放权松开市场包袱，在创业上获得惊喜的何止是中关村：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到天津滨海新区“一颗印章管审批”；从绥芬河商户半天拿到中俄贸易营业执照，到重庆削减一半工商登记审批……过去的一年，政府用实质性的“简政放权”，坐实了市场高人气和国民高关注的热词排行。$nextpage$
当然，对政府而言，简政放权更是一场自我革命，“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这也在说明，放权，不仅触动的是冗繁的行政体系，更会触动坚挺的既得利益。这也决定了，要简政放权，政府不仅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更需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或正是为了表明这种决心，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2015年要继续削权200余项，政府要有新作为，重点要抓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不能法外施权。二是要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三是要探索事中事后监管的新模式。简政放权，“不能像开车一样，松了手刹，还踩着脚刹，明放暗不放。”很显然，要推动社会创业创新，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实现人生价值，激发社会经济向上的动力，需要的创业者的激情与创意，但也更需要政府多清障、多放权、多让利。
搭台，需要体制创新
除了简政放权，搭台创造环境，把政府该做的做起来，该管的管起来，也不可或缺。当前有一种说法，称创业，尤其是互联网创业，正迎来多年来最好的政策环境。这其实正是因为，政府对打造创业环境，做好创业服务，实施体制机制创新，做好创业搭台的“加法”，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就指出，优化就业创业环境，以创新引领创业，实施不间断的就业创业服务。他同时还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企业特别是创业的小微企业，我们要更多地提供租金低廉的创业空间，还要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来吸引更多的种子基金，给创业插上翅膀。
事实证明，政府的行动绝非仅停留在口号上，更拿出了“真金白银”。据统计，近年来引导基金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12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共成立189家引导基金，累计可投资规模接近1000亿元。此外，今年1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更决定，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处于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总规模将达400亿元。
随着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众创空间、降低创新创业门槛等8项有力措施后，各地也开始紧急行动起来。四川成都高新区公布了《“创业天府”高新区引领工程方案》，提出到2020年要聚集各类科技创业人才5万人，孵化科技创业企业1万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和各类创新型企业1000家。为此，该高新区将每年拿出1亿元支持成长型科技创业企业发展，每年投入创新创业的各类资金不低于10亿元。浙江则提出，到2017年，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一批国内知名、区域领先、特色鲜明的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孵化平台；集聚以80后、90后大学生创业者、大企业创业白领等为代表的创业“新四军”上万人，孵化新兴产业领域高质量创业企业数千家。
同时，不少省市也在酝酿支持创业创新的一揽子新措施。四川省就在研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方面的问题，预备出台新的促进大众创业的措施。浙江同样也在就《关于发展众创空间促进创业创新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广东则于近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意见。各地都在加快出台促进众创的政策，从税费优惠、基金扶持、科技孵化等方面助力民间创业，而这无疑将使得万众创业迎来新时期。
事实上，那些依靠创业支撑起国民经济的国家经验也证明，要形成“万众创业”的氛围，少不了政府的培育与支持，也少不了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比如，被称为“创业之国”的以色列，很多事情是由政府先开头积极推动，然后慢慢地由私人企业接管过来，使之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以色列政府开始鼓励创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时也积极扶持风险投资产业。为帮助风投公司成长，政府初期会给予这些公司一些种子基金，那些活下来的公司便成长为今天的风险投资基金，诸如GeminiIsrael、Teuza等知名公司都是那时候开始成长的，这与以色列政府于1993年推出的“YOZMA计划”不无关系。YOZMA计划是以色列政府为了刺激民营科技公司发展推出的一项措施，其内容为：一个科技公司如果获得国际风险资本注资，以色列政府将提供1：1的配对资金支持企业发展，这对那些刚起步的小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因而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以色列的科技公司出现了一股热潮，创业公司从100家增长到800家，风险投资从5800万美元迅速增长到33亿美元。
除了以色列，许多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创业，也在搭建创业平台、创造创业环境上，提供了不少支持。美国通过推销创意，以“创业计划”大赛的形式，选拔出优胜者，获得风险投资。韩国则在几乎每所大学里面都设立了“创业支援中心”，实行“严进宽出”的政策，如果大学生能够通过筛选，顺利进入创业支援中心，就可以得到人才、营业场地、低廉租金、法律、税务、谈判等“一条龙”的服务。英国则是通过减税政策鼓励创业投资，法国大学生创业可以领取到补贴……
如今的中国也已经进入到一个创客的时代，要真正让创业者收获这个黄金时代的高“含金量”，让整个社会能在新常态格局下，推动经济质量向中高端升级，政府就必须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积极作为起来。而在这个厘清“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的过程中，政府可能需要忍受权力断腕之痛，也需要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姿态，真正俯身服务于市场。这个过程，既是社会创业创新重新迸发生机的过程，也是政府实现自我革新的过程。什么时候，政府部门能真正把准自己的角色，意识到权力的边界，明确自己的责任，中国经济就能更有质量、更重效益，就能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中国经济新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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