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父亲，电话里跟我探讨起了国家层面宏大的医改命题。年前的一场手术，让他这个大半辈子只在土地上谋生的人，似乎也开始“仰望起了天空”。
新农合的医疗报销，为什么异地就医报销的比例，要比本地就医低……他一连串问题让我一时语塞。这些在全国两会上还未有终结的改革问题，我的确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措辞向父亲解释。
医改的问题历年都是两会热点。涉及农民群体的报销，以及异地结算等问题，更是热中之重。尽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异地就医结算的时间表有了“基本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的回应，但“稳步推行退休人员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措辞，又将去年一些代表委员所提出的农民工等人群排除在外。
至于为什么不能及时实施跨省的异地结算，我向父亲转述了一些两会的声音。比如跨省结算的信息系统全国尚未统一；跨省结算可能会带来人们往大城市大医院拥挤，“小病大治”所导致的挤占优质医疗资源。
改革需要稳步推进，这是父亲能理解的，不能理解的是，稳步不代表步伐缓慢。医改都改了好些年，至今还不能解决信息系统这些基本问题，有些说不过去。而采取降低报销比例的方式来规避挤占医疗资源，用算计的利益来换取就医的便利，并不符合保障公平要义的解读。父亲说，没有谁愿意没病往医院跑，也没有谁那么傻，放弃自己家门口的医院，跑去异地就医的。
父亲之所以来西安检查，除了因为我工作在西安的缘故，老家县城医院的大夫也劝他去大医院检查，因为连医生自己也清楚，县城医院无法清晰准确诊断病症。优质医疗资源不断向城市、大城市集中，但医保报销比例设置的门槛，却指引那些经济支付能力薄弱的农村人群以及偏远县城的人群，去医疗条件不佳的基层医院就医，随之而来的是，确诊不清或者医治不彻底带来的反复就医，不断消耗着国家的财政，也对这个群体增加了经济压力。
这是所谓挤占优质资源的一个基本现实，而根源在于未能触及核心的医改。中国的医疗投入、医师资格认证、城市和农村的医疗社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政策都具有二元特点，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投放最为明显。国家新医改文件里给乡村医生定性为农民，不纳入事业编制，不负担养老保险、工资报酬，于是推行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之后，那些个人投资、个体运营、收入来源依靠销售药品的农村医疗室，因为不像城市社区那样有财政扶持，他们很难经营下去，纷纷转行。
逐渐离开这个行业的乡村医生，实际上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服务，他们依靠30年前的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担负着全国将近40%的诊疗任务。但医疗资源投放的不均衡，和未能彻底打破二元结构的医改，让这个极为重要的群体逐渐消失。这也导致，在偏远的地区，人们因为得不到及时医治，小病演变为大病，农村的往城市挤，小城市的往大城市挤。
父亲就是这样。几年前干活时摔伤的小病，因为村里那个“赤脚医生”的转行，未能得到医治，逐渐拖成了不得不动手术的大病。县城的医疗资源有限，又只能去省城医治。整个就医住院的过程，实际上父亲是悲伤的。
父亲说，这样的医疗流程和医疗资源投放能改变吗？我很想宽慰他说，能改变，但又惧怕父亲紧接着会谈及的问题，什么时候能改变？实际上，打心眼里父亲是感激新医改的，要不是有新农合的出现，五六万元的手术费用将由自己承担。但既然政府在国家层面开启了这项改革，而且医改已经延续了好几年，为何落到实处的时候，总能有这样那样的门槛？
两会已经召开，不妨在这个参政议政的时节里，将父亲的疑惑抛给代表委员，希望能够就已经步入深水区的改革，在医疗领域，能够有一个改革的时间表，也好让天下像父亲这样的群体，有一个可期的医改“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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