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群/河北大学教授
近期，官媒频频批评高校教师“抹黑中国”。2015年1月24日，求是网发文《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再提去年《辽宁日报》发出的“呲必中国”论，认为一些高校教师在课堂内外抹黑中国，并点名批评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大谈宪政”、原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对美国的过度美化”，指出高校应抵御敌对势力渗透，让教师队伍不敢、不能、不易抹黑。1月29日教育部召开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教育部长一改他在2011年两会上“不怕更多引进外国资源”的说法，强调要禁止西方价值观念进入课堂，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上述文章和报道，在学术界、思想界、传媒界引发轩然大波。
如何看待高校教师的“抹黑”？如潮的评论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正确认识高校教师的“抹黑”，需要对“抹黑”及其相关问题给予辨正。
“抹黑”与批评
“抹黑”的字面义是涂抹黑色，一般引申为丑化侮辱。批评即评论、评判，是对人或事、对历史或现实进行分析和审视，评定其是非优劣。“抹黑”与批评界限分明，即看说的是否事实。如缺乏事实依据，把白的说成黑的，就是“抹黑”；而以事实为依据的评判，就是正当的批评。“抹黑”是不道德行为，而批评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批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现实社会抹黑中国的事实大量且严重存在。
如由于不存在实质性的监督制约，中国大陆腐败问题空前严重。今天贪官污吏数量之多、职务之高、贪贿数额之巨，可谓史无前例。周永康、徐才厚等位高权重的大老虎和类似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一样的无数苍蝇，飞扬跋扈，疯狂贪腐，严重抹黑和败坏了中国的形象。上述《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作者如果对本单位一把手，即中共宁波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洪嘉祥(2015年1月6日被检察院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的涉嫌受贿犯罪研究一番，相信不会招致那样多的谩骂。这些腐败分子倒台之前说的话无不“正能量”，但其做的事则是深深黑化了这个国家。
如由于权力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垄断，中国大陆贫富空前悬殊。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称，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全国1%的财富。另据估计，若按世界银行定的贫困线即人均日收入2美元计，中国贫困人口实际有3亿左右。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维权与维稳矛盾的激化，无疑也是对共和国的“矮化”。
如由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中国大陆生存环境和百姓健康被牺牲。现在3亿农民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市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70%的土壤被有毒重金属、杀虫剂及化肥污染，每人每天吃的添加剂大概有8、90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2月4日“世界癌症日”发布的《世界癌症报告》称：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居世界首位，每年新增癌症病例占全球新增癌症病例的20%以上。中国的癌症不是与中国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有关，就是与许多食物有毒和常盛不衰的斗酒文化有关。2015年2月4日，中国首个评估PM2.5长期暴露对公众健康所产生影响的研究报告出炉，该研究指出，2013年大气PM2.5污染导致全国31座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中25.7万人超额死亡。生存环境恶化，对国家来说绝非光彩之事。
如那些制造呼格吉勒图、念斌等冤假错案的执法人员；那些使在押嫌疑人“躲猫猫死”、“冲凉死”、“激动死”、“证据不足死”、“摔倒死”、“睡梦死”、“喝开水死”等多种令人胆颤心惊的离奇死法；那些集体嫖娼的法官；那些用秤砣砸死瓜农等暴力执法草菅人命的行为；那些对维权和异议人士的打压等，都严重侵犯了人权，抹黑了中国。
如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被剥夺和践踏，说真话者往往被整肃打压，歌功颂德者往往受到赏识和重用。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中国最突出的阴暗面，思想垄断与依宪治国背道而驰，窒息了文化繁荣和理论创新，对民族精神的戕害将是深远的，给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如对中国历史的抹黑。出于某种政治目和政治需要，任意“打扮”历史、歪曲历史，于“我”有利者便大讲特讲；于“我”不利者则竭力淡化；于“我”“有害”者则设置禁区，回避不谈，大搞虚无。
如对中国人的抹黑、侮辱：“中国人素质低下，不适合搞民主宪政”等。
诸如上述的“抹黑”，其主体绝非高校教师；而高校教师如果在课堂内外谈论这些事实，则属批评性质。高校教师分析和审视这些问题，有助于帮助学生认识真实真相，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和国家责任感。同样，贺卫方和陈丹青针砭时弊的话语绝非抹黑中国，而是唤醒大学生忧国忧民意识，担当起未来中国抹除上述“黑色”、实现公平健康发展的重任。
批评与爱国
批评历史和现实是高校教师等知识分子的天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和灵魂，其最重要的价值是怀疑、批判意识，最重要的职责是以强烈的社会、国家责任感，推动社会进步。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批判中心，其本质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习惯，教会学生独立思考，使其成为合格公民和高层次人才。
高校教师应是兼具风骨、气节、独立人格与批评精神的人。1919年6月蔡元培提出了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代宗师陈寅恪强调知识分子应坚守自由和独立的特质。他在所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铭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解释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前总理温家宝对此非常赞同，2012年5月19日他在母校中国地质大学的即兴演讲中强调，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高校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这种独立人格与批评精神，是否如一些人所说的“不爱国”？
什么是“国”？“國”字外面的口象征领土，里面的口象征人民，提土象征人民生息的田地，戈字象征保卫土地和人民的军队，也象征政权。国家，是领土、人民和政权三者的统一体。2300多年前孟轲就明确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土地、政事是构成国家的三个要素。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是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自辩时强调“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他说：“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若谓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所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政府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已两次叛国矣！荒谬绝伦之见也。”
总之，国家和政府完全是两回事。国家可以这样概括：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生活着人民，在人民中存在着一个合法的即人民选出的政府。政府是出于保护人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权利的需要、经人民同意而产生的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其义务和责任是确保国民生活的自由和幸福。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是委托人与受委托者的关系，是纳税人与公共服务机构的关系。人民有权问责政府，如果政府做得不好，就要批评甚至更换它，以维护公民权益。总之，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而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
爱国就是爱自己国家的土地和人民，而非爱专制政府。抗战时期毛泽东说过：“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他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托马斯·潘恩说：“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真正的爱国就是监督政府行为，防止其侵害国家；就是批评政府错误，维护公民基本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有些人把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揭露社会阴暗面、批评政府缺点和错误的人看成不爱国甚至视之为国家的敌人，实际上，批评是爱国者的责任和义务，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爱国表现。而那些高喊爱国的贪官污吏、特权阶层及其奴才，才是国家真正的敌人。
爱国与西方价值
现在，一些人逢“西”必反，只要一提西方价值，就被视为“狂热赞美和跪舔西方”。他们认为爱国与西方价值相矛盾，爱国必须抵制西方价值。持这种认识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实对西方价值缺乏认知。
所谓西方价值，主要内容包括：
民主竞选。指国家或地区领导人通过定期竞选，由选民自由公正地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由选民罢免的制度。民主竞选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
分权制衡。即通过宪法把政治权力分成行政、立法、司法三部分，三种权力互不隶属相互监督。这是制约权力、防止独裁和腐败的有效方法，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基石。
舆论监督。即公民通过各种独立媒体获取信息，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如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意识形态、政府官员等，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舆论监督新闻自由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第四权。
结社自由。即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自由组织各种社会团体进行活动的权利，它是维护人权和制约政府的重要机制。
地方自治。即地方官员不由中央任命，而是依据地方宪法，由当地公民普选产生。这是对权力进行纵向制衡的制度，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官员财产公开。即官员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的财产，并在每年申报上个会计年度的收入和财产变化情况。这些申报通过媒体公布，以便公民监督和举报。该制度是许多国家采用的反腐败措施之一。
财产私有制。私有产权的确立是创发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关键要素。民主国家都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
实践证明，上述价值观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有效制约了公共权力，维护了个人权益。由于消除了绝对权力，它们已成为限制腐败的有效手段；由于保障了思想自由，它们已成为最大生产力；由于实现了平等相处、公平竞争，它们有效提升了人的道德素质；由于其灵活性和纠错机制，它们已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
今天，上述西方价值观及其制度已跨越地域，成为各国人民追求的普世价值，它们在东方的蒙古、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生根、开花、结果。即便专制权力也把“民主”、“共和”和“人民”写入国号，也把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写入其宪法。正如前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3月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所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引进西方价值和制度的过程。无论是晚清的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还是中华民国时期的立法和行政选举、联省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的召开等，都是引进西方价值的实践。
中共建党之初便确定了建设“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纲领，在1949年以前大力传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价值和正义性，强调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新生；主权在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中国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等，并驳斥了“素质论”、“国情特殊”论、“稳定压倒一切”论等反对民主的借口，发出了决不搞一党专政的庄严承诺，还在边区和根据地进行了民主实践。1949年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成立了政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此后设立了全国人大、制定了宪法、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这些观念和制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可见主张和实践上述西方价值不仅不是“抹黑”，而且相反，恰是爱国的表现。贺卫方、陈丹青等高校教师支持宪政、主张学习普世价值和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等，即是其言论权利，也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中共的民主初衷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岂能视为“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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