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富二代”、“蚁族”、“屌丝”、“高富帅”如今已成大路货式概念，与之对应的自黑或他黑式的表述挺多：“恨爹不成刚”、“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这些词句合成的社会图景就是：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而伴随这种阶层固化而来的社会风险不容小觑：它会导致社会体系的封闭化，进而带来身份歧视、阶层压榨和仇富等现象，影响社会稳定和活力。
要消减阶层固化趋势，关键在于确保“合理的社会流动”。唯有畅通无阻的社会流动，才能让社会保持开放式的分层结构，增进个人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公平；也拓宽了各阶层之间的接触界面，缓解社会冲突，并激发人的创造性，为社会系统生机注入源头活水。
问题来了：该怎么改善社会分层凝固化、社会流动缓慢化的局面，让“屌丝逆袭”成为流动社会里的常态景象？这需要以纵向阶层为轴、横向空间为截面，对现象群进行“共性特征提炼”，对现实中的体制痼疾条分缕析，并对症下药、循序打通阶层流动中的堵点，最终逾越阶层鸿沟，让所有人均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被阻滞的“液化”
社会学家鲍曼曾用“液化”来说明社会变动——从坚固、沉重、形状明确的固体状态，转化为流动、轻灵、千姿百态的液体形态。而阶层板结化，无疑是这种“液化”过程的阻滞，是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在个体社会地位形成中重要性次序的倒置。也源于此，底层人群的向上流动才会动辄被视作“逆袭”，它“逆”的就是身份决定论下对个体发展轨迹的经验化判断。
阶层固化作为现象很容易描述：如“阶层内婚”现象；如就业看背景、关系、人脉等病象……但执果索因却有些困难，因为鲤鱼难跃龙门、屌丝难以逆袭，往往是多因一果，它既跟个人努力程度有关，也会受重大制度政策变革、城市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的影响。
就人们对阶层固化的感知而言，它既有与房价畸高、待遇低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官（富）二代”的炫耀性行为导致的社会阶层冲突有关。某种程度上，更与当前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与不彻底的体制改革发生的激烈碰撞紧密相关。
这种碰撞，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市场引致的经济分层进入代际传承期，相应的调节措施却尚未建立。改革开放至今，财富积累差距将人们的阶层位次进行了重组，可当下中国用于调节收入分配的所得税制度尚不完善；其次，社会体制中的身份弹性趋近极限，农民工继续发展面临“天花板”。尽管在人口流动频密的背景下，户籍制度和附着其上的福利分配机制仍在维持，农民工群体很难在流入地获得公共服务，更别说在城市扎根。
再者，多元社会的资源配置缺乏公平博弈，中低阶层难免遭遇“社会排斥”。市场经济格局中的多元主体的继续发展，都需要教育、医疗、就业与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只可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平博弈平台迟迟未能建立。还有，就是公共权力运行的约束机制依然匮乏，某些优势阶层通过寻租市场形成结盟。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双轨并存；一方面围绕不同体制“碎片”凝结成不同的受益群体，掌握优势资源的权力拥有者、财富拥有者可优势互补、结成同盟，进而加剧利益分化。
这些是阶层固化产生的根源，又因问题悬而未决易成阶层流动的堵点。基于此，有必要将破题方法落子在“改革棋盘”中。“改”，是要改变妨碍社会公平的体制要素；“革”，就是通过新型体制建构，对接社会的公平发展诉求。
打破二元身份体系
黄耀明有首歌唱道：“他们向上奋斗/我们向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不靠大时代的户口。”跳出这句歌词的意蕴本身，必须认识到：若向上奋斗靠不了大时代的户口，那底层人群向下漂流也就无法靠着刹那的码头，只能是种被迫的沉沦。揆诸现实，太多背负了“穷二代”身份十字架的人，都难以通过奋斗换取社会认可。
导致阶层固化基础的排斥性体制，是城乡二元分割。在户口牵引下，它会使得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加以排斥，而后者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简言之，城里人就是城里人，农村人就是农村人，这种身份藩篱时下很难翻越，也必然带来“伪城市化”的困境。
因此，在大方向上，必须坚持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继续深化城乡体制改革、促进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这不能靠农民“被上楼”，也没法靠对城乡人口格局的“重新洗牌”，而得靠土地流转、破除依附于户籍身份上的不平等公民待遇，以此来加快进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眼下“农二代”涌现，农民工由“候鸟型”已经向“迁徙型”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在此语境中，要多面着手：如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逐渐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问题；扭转对农民工管理的指导思想，由防范和管制式的管理，改为服务和接纳式管理等等。
也正源于此，户改总被提上改革议程。2011年广东部分城市先后全面开展积分入户工作；2013年要求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去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频繁的户改举措，究其目的，就在破除城乡壁垒。但就眼下看，它离彻底打破二元身份体系的善治预期尚有距离。
在日本，底层比例曾于1985年降至10%左右，后来虽有所回升，但仍维持在15%左右。学者周维宏在《日本如何消解底层社会》中对此剖析时，将首要原因归结为提高了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其次是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报酬，最后是加强政府的收入调控和平衡社会福利能力。这些经验值得参考。
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
疏通阶层流动渠道，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也要从教育、创业就业等层面涵养公平气候，从资源分配维度实现弱者救济，真正让无力者有力，让屌丝逆袭不再奢侈。
而这也该从多方面着手：比如，优化所有制结构，为阶层合理分化和趋中性流动提供制度性动力源。在经济政策上，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底层人群创造更多机会，渐次形成一个向上流动的梯次进程。时下几个产业迎来转型窗口期，“互联网创富”已成新风向，还有些新兴行业也处在“技术为王”的雏形阶段，政府应创造条件让底层人群赶上这波转型潮的红利。
还有，完善社会保障网络，建立失业救济、伤残保护、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和保险、贫困扶助等全覆盖的保障体系，尤其是对底层民众加大救济扶持力度。而教育、技能培养的“杠杆功能”也不可忽略：在国家层面，应加大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的力度，构建涵盖农业劳动者和工人在内的技能培训网络和体系，不能让很多人陷入“贫困—受教育机会少—技能匮乏—缺乏上升渠道— 贫困”的循环。对此采取的举措应是一揽子的，譬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底层民众获取资源的能力。
在先赋性“起跑线不公”外，腐败与权力运作失范常会制造二次不公。干部选任中的“萝卜招聘”、资源占有上的“国进民退”等，都会造成对合理社会流动的干预。这也需要将权力收归到制度约束的盘子里，减少其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侵蚀；非但如此，还有建立权力运作评价中的绩效挂钩原则，通过有效监督来保障公平的实现。
当然，阶层流动与个体际遇间的关联充斥着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某种稳定器、平衡轮，去缓冲阶层流动对坑洼不平的社会地貌造成的冲击。而培育中产阶层，就是这样的缓冲带，这其实也是构筑“橄榄型”社会的题中之义。实质上，无论是“提低、扩中、限高”的优化收入分配思路，还是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指南”，都在推动着橄榄型社会的成型。
也只有将社会阶层结构逐步培育成一颗饱满的“橄榄”，而非退化为畸形的“蜡烛台”，阶层流动的通道才能由窄变宽，社会才会因无阻的流动而活力四射。到那时，恐怕“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感喟才会成为过去式，屌丝逆袭的故事也才能成为寻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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