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评选累计听众最多的歌曲，有一首歌一定会入选：《难忘今宵》。
从1984年开始，绝大多数的春晚片尾曲都是用的这首歌。2012年哈文执导春晚时，曾试图创新，以一首由廖昌永和王莉演唱的《天下一家》结束，但事后反响并不好，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只有当《难忘今宵》的旋律响起，才意味着春晚真正地结束了。于是，2014年1月5日，这首歌成为羊年春晚剧组确认的第一个节目，在新年的钟声敲响后，在全国各地的鞭炮齐鸣声中，全球千名华人将同唱这一首歌。
这是三十多年来的春晚历史中，不变的部分：对新年的祝福，对家的礼赞，对未来一年的无限期盼和良好祝愿。但对这场中国最重要的文艺晚会来说，身处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之中，它也有诸多变化，见证了中国改革的不同侧面。
一出生，便避不开的政治
春晚是一场文艺晚会，但嗅觉敏感者，却总是能从其中闻到政治的味道。这也是中国文艺工作的特殊之处，一首歌能不能唱？一句台词能不能说？一个演员能不能上，背后都可能涉及政治因素。
这是从1983年春晚诞生之初，就绕不过去的符咒。
对执导了5届春晚的央视导演黄一鹤来说，1983年的除夕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晚，那也是春晚历史上最仓促也最重要的一晚。
那一年，黄一鹤49岁，在除夕来临前的几个小时，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
在今天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可以想见这场晚会的效果：几乎没有串场，各个部分之间衔接松散，也谈不上架构，节目比例严重失调，甚至连摄像机都常常找不到焦点。因为节目准备不足，只好硬凑，于是，一段并不精彩的相声硬撑了二十多分钟，歌手们轮流出场，郑绪岚、刘晓庆每人都有唱三首歌的机会，而李谷一更是夸张，春晚后半段，几乎成了她的个人独唱会，一人演唱了十首歌曲。
其中一首是《乡恋》。在当时开放与保守撕扯的敏感年代，这是一首受到批判的歌曲，当时思想保守者认为这首歌“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而当时某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管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并按照邓丽君的名字发散思维，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
但第一场春晚采取了真正的“开门办春晚”的方式，由观众打进电话，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手和歌曲，就在春晚后半场，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后，大量观众点了她的那首《乡恋》。节目组自然不敢擅自决定，甚至台里的领导也不敢排版，只好在这个全家欢聚的日子里，骚扰上级领导，层层上报，最终，当时的广电部长下了最后的决心：“播”！这首歌才终于冲破禁忌，再一次唱响全国。
黄一鹤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之后需要冲破禁忌的东西将会越来越多，正如他身处的时代一样，当时整个国家，都在冲破保守力量的羁绊，走向改革开放，但却步履艰难。1984年底，正当全国翘首以盼、领导密切重视春晚的准备工作时，全国上下刮起了清除精神污染之风，刚刚脱离束缚不久的文艺界，顿时又人心不宁。
那段时间，中国和英国正在为香港回归的事情谈判，黄一鹤原本觉得，这是个好的信号，可以趁这个背景引入香港歌手到春晚舞台。为了挑一个香港歌手，他亲自跑到当时广州和香港交界处的沙头角去寻找，猛然听到了《我的中国心》，他心里一动，就是这首歌了。但回到北京，报告打了上去，却又被驳了回来：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的春晚导演！
但黄一鹤和央视的领导并不想就此放弃，一直到春晚开播前三天，还在不断给上级领导打电话申请。据黄一鹤回忆，当时的央视台长洪民生每半个小时就给上级领导打一个电话，软磨硬泡地沟通。直到中午，终于说通了主管领导，“他狠狠地拍了我一下说，黄一鹤，同意了，就这么办吧！”
这首歌一时间传遍了大江南北。跨年的春晚结束后，黄一鹤从二楼导演台的梯子上爬下来，场内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全哭了，大家搂在一起，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黄一鹤多年以后感慨道：“现在回过头来看，春晚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春晚的诞生，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反过来，春晚也克服了很多阻力，把改革开放的春风通过电视推向全国。”
宏大意义与个人趣味
春晚成了除夕一道特殊的年夜饭，在当晚的电视荧屏上，所有上星的电视台都会转播央视的这档晚会，全国上下只有一台节目，俨如每天七点档的《新闻联播》一般。
这并非偶然事件。1986年，这台象征着开放的晚会，也出现了阻碍社会竞争的一面。这一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制播同类的晚会节目。这一道命令帮助央视获得了十几年的除夕独家解释权，完成了文化垄断和收视垄断，即便到2000年以后，这道禁令失去了效力，地方台开始举办同类晚会，但观众的收视习惯已经养成，央视春晚的地位仍然无法撼动。
之前努力摆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味又逐渐回归，春晚渐渐被赋予了反映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宏大主题。最具特殊意味的是1990年春晚，临近零点，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李鹏居然来到了直播现场，并发表新年贺词。这是春晚历史上最独特的一次，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春晚现场并参与到具体环节中，前后只此一例。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春晚又逐渐被赋予更浓厚的政治意义。
1996年的春节晚会突出展现了国家大局和“八五”计划取得的成就，并首次走出北京，在上海、西安 设立两个分会场，三地互传，形成举国贺岁、神州同庆的场面。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春节晚会自然少不了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董文华唱响了《春天的故事》，孙国庆、彭羚唱起《公元1997》。相声小品的教育意义也逐渐被强调，内容上例如1997年侯耀文和石富宽的《京九演义》，在香港回归前说这样一段相声，政治意涵不言而喻……每年的春晚，在欢度春节的话题下都有了更加深刻的主题和贴近时代的内容。
但娱乐时代仍然不可阻止地到来了，春晚也更加注重娱乐需求，变得更欢快、轻松，语言类节目增多，杂技、歌舞、国粹京剧及形形色色的地方剧目陆续在春晚的舞台上受到欢迎。港台文化的流行，也迫使春晚对港台明星的邀请改变策略。人们不再孤陋寡闻，因而随便炮制一个港台明星的办法显然已经不能再用了。于是，春晚开始邀请那些被多数人认可的巨星和偶像，小虎队、四大天王、王菲等流行巨星陆续登台，成为许多人的时代记忆。而一些演员，因为广受欢迎，也逐渐成为春晚的老熟人，如黄宏、赵本山、冯巩等。
春晚求变
2011年，安徽卫视、广东卫视等多家电视台做出了一个看似突破传统的举措：不再转播春晚。央视春晚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大一统局面自此被打破。
事实上，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春晚在除夕的垄断地位就已经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网络上获取娱乐信息，跨年过除夕。为了把这些年轻人拉回电视机前，春晚也开始了艰难求变的过程。
2010年开始，央视推出了一档节目《我要上春晚》，开始与观众互动，并发掘草根明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而且，伴随着中国娱乐市场的成熟，春晚对明星们的重要性也不再至高无上。从一开始的明星求着上春晚，变成了春晚反过来要说服明星。2015年春晚总导演哈文对此印象深刻，她应该还记得为了能邀请陈奕迅、王菲上2012年春晚，她从前一年8月份开始，就和他们的经纪人陈家瑛沟通。几乎每个节目都需要经过这样说服、谈判的过程。哈文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每个节目都是磕下来的，用我们的人脉和我们的诚意。”而另一位春晚工作人员则透露，春晚在各个方面放低了姿态，甚至“我们放新闻都要经过艺人方面的同意，他们要看稿，审图片”。
对春晚来说，这种变化是无奈的，但观众对此却无所谓，他们关注的只是节目是否好看，如果不好看，还有更多的选择。虽然，更多的人依然会在跨年晚饭上桌时打开电视，但更多时候，春晚不过变成了一种背景声音，在觥筹交错间，偶尔人们会扫一眼荧屏上的明星，慨叹一句：春晚越来越不好看了。
其实，不是春晚不好看了，而是人们对它的需求变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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