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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如何发挥“限”的想象力

yangguangjujiao 2015-02-03 16:37:42 王钟的/特约撰稿人 总第189期 放大 缩小

 

比汽车限购先行一步的,是汽车限行。从北京开始,全国已有多座城市推出了汽车尾号限行制度,而且上述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

当然,除了限购限行汽车,各地政府还陆续推出过限购住房、限购药品、限奶粉、限菜刀等形形色色的“限”——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制度,简单说来就是限制生孩子的数量。

一些“限”出于政府的无奈,一些“限”曾经是长远的政策考虑,还有一些“限”则属于对权力的滥用。而且,即使一时一地的“限”的确很有必要,也并不意味着限制行为应该一直执行下去。相比于“限”,什么时候取消“限”更考验地方政府的决策智慧。

毕竟,泼出去的水难以收回,“限制级”虽爽,回过头想开放就没那么容易了。

天子脚下,不“限”才是例外

在著名的“APEC蓝”之前,北京人民“津津乐道”的,是“奥运蓝”。没错,我们的故事要从2008年前后讲起。实际上,北京第一次开始对机动车按尾号限行是在2007年8月17日至20日的好运北京系列测试赛期间。如果说那几天的比赛是对奥运会的一次“测试”,那么2007年的限行就是对此后北京常态化的限行措施“测试”。

一个科学决策的作出需要试验,限行也不例外。好运北京比赛期间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目的就是为奥运期间的限行提供科学依据。在这4天中,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机动车,包括在北京的外省机动车,除了如警车、公交车、出租车、环卫作业车等特殊车辆,都按照单日单号车上路、双日双号车上路的规定行驶。此外,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在单双号的基础上再停驶20%。

奥运会期间,单双号限行制度在全市范围内适用。在奥运会结束后,单双号限行制度变成了尾号限行制度,在范围上从全市变成了五环以内和部分其他道路。此后,尽管限行措施从理论上仍然是一项临时措施,但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得到延长,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交通管理制度的常态。而遇到类似APEC会议那样的特殊时期,尾号限行又升级为单双号限行。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如今的尾号限行效果早就不能与该措施出台初期相比较了。

其实,对“天子脚下”的京城来说,“限”其实是常态。与尾号限行制度相比,外地车进京限制的制度无疑长久得多,这就要说到被称为“世界交通史上最奇葩的证件”。早在1979年8月,公安部就下发了《关于改变外地车辆来京审批办法的通知》,规定外地车辆开到北京需要凭当地政府的介绍信。鉴于当时私家车还是一个稀罕物,这项规定倒是还没有多么影响人民群众的出行。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该项措施得到了临时升级——没错,外地人进京,也要开介绍信了。当时只有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外地人才可以买到进京的车票,而外地车进京要“确保司机政治可靠,车辆性能完好”。

外地车辆“进京证”制度是逐步演变的。直到2002年,外地汽车开进北京才取消了介绍信制度,此时中国井喷的私家车数量显然也会让开介绍信的单位不厌其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地车在北京就畅行无阻了,2010年北京规定,办了进京证,外地车也不能在工作日7时至9时、17时至20时进入五环。到了2013年12月,这项政策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升级,过去有效期为半年的长期进京证不再办理了,只保留有效期为7天的临时进京证。而且,司机如果要续办,必须开车到进京的高速公路出口。

有样学样,各地限行大发展大繁荣

紧跟首都步伐的是上海,不过,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人处理交通拥堵的方式更为经济化。不过,他们在争夺“最限制级”的比赛中,同样不甘落后,因为在上海产生了一块又一块“世界上最贵的铁皮”——车牌。两块印有车辆牌号的铁牌子,原本价格为140元,此后逐渐变得越来越紧俏。从该制度实施开始,就面临着来自社会各界的争议,甚至有商务部官员点名批评上海拍卖私车牌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不过,在各方面的批评压力下,上海市有关部门回应称:十多年间减少了120万辆汽车,取得了很大成就。

从1994年开始,上海实施对新增的客车额度实行拍卖制度,对私车牌照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政策。从2000年开始,上海对国产车牌照额度实施了无底价拍卖,此后成交价格呈现了锯齿状的上涨态势。2008年以后,上海的车牌拍卖实施了“投标过程信息公开”和“有限制价格修改”两项改革。目前,上海政府部门每个月都会在拍卖平台投放上海车牌额度,但是一般不会超过1万张,而如果想要买到一张牌照,平均要花费7万多人民币——足够买一辆小汽车了。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数字是,上海财政仅因为拍卖牌照每年就能收入超过80亿,这笔钱主要用于公交购车补贴、老年人免费乘车补贴、轨交更新改造。

再回到限行,除了上海,中国的各大城市或者传出“谣言”,或者已经进行了限行。有的城市限行的主要理由是缓解交通压力,有的城市限行则是为了控制污染。比如湖北武汉的限行规定是,长江大桥、江汉二桥、江汉一桥分单双号限行,这就明显出于交通角度的考虑。而在河北石家庄,限行与否与大气污染程度密切联系起来:黄色预警时,城区重型、中型货车和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通行不能通行;橙色预警时,非营运车辆采取尾号限行;到了红色预警的时候,单双号限行就呼之欲出了。

当然,在本地车遭遇限行的态势下,外地车自然也不好过。除了北京以外,兰州、贵阳、杭州、成都、长春、天津、武汉、哈尔滨、广州、石家庄、南京、郑州、西安、福州、上海也陆续执行了外地车限行措施。比如在上海,外地小客车全天禁止驶入延安东路隧道,工作日白天又禁止驶入高架道路及卢浦大桥。在一些城市,对外地车的限制更加严格,几乎不能驶入市中心了。

交通之外各种奇思妙想的“限”

除了限车令,中国人民最熟知的制度当然就是房屋限购令。如今,各地对房屋购买的限制措施已经实现了180度的转弯。它指的是2010年4月“新国十条”出台后,一些房价过高的城市相继颁布限制家庭购房套数的规定。如北京规定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家庭暂停售房,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保或个税的非本市户籍家庭限购1套住房。

由于宏观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表现欠佳,一度席卷神州大地的房屋限购令,如今坚持的城市已经寥寥无几了。江苏、天津、江西等原先限购的地区陆续取消了限购措施,而广州也曾经传出要逐步取消限购措施的消息——当然,这一切现在看来与北京和上海没有关系,这两座城市依旧高昂的房价,似乎没有向购房者彻底低头的打算。

从2012年9月起,北京、浙江、山东、重庆等地相继实行购买感冒药实名制。浙江限定每人只能购买2盒感冒药。当时有媒体记者实地探访药店,发现销售人员直到拿到身份证,并登记完成后,才把感冒药交给购买者。但是,因为各个药店间没有联网,身份证登记只不过是留在纸上,这让限购的意义大打折扣。而出台感冒药限购的原因,听上去让人脑洞大开——一种叫做黄麻碱的化学成分,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提取毒品,因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部署开展了限购行动。

对家庭主妇天天要使用的“菜刀”来说,它也曾经遭遇过一场席卷多个城市的限制活动——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当地有关部门都出台过菜刀实名购买的规定。当时如果要在广州购买菜刀,就必须填写“广州市刀具销售情况登记表”,列明姓名、地址、身份证号、购买刀具的种类、数量以及用途等6项资料。而在世博会前后,地铁上也不被允许带菜刀——按照刀刃长度超过8厘米的刀是不允许带进地铁的规定,一般的菜刀都超标了。

后来,命运多舛的菜刀终于有了一个好消息:2014年9月,深圳市公安局出台新规,菜刀等生活生产工具以及摩丝等易燃生活用品,不再“一刀切”式禁带上地铁。符合条件的菜刀、水果刀若包装完好或采取包缠措施,可以进站。这项“为菜刀正名”的举措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赢得了“人性化矫枉”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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