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人们会在各种报道里回忆2014年。许多影响人们生活的重大政策，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起步。
每个家庭孩子的多少，孩子以后升学的难易程度，家人生病后费用是否能够承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因为这一年而变得不同。
而如果你生活在北京或者北京周边，多年之后，媒体也许同样会帮你打开回忆的闸门——闸门始自2014年3月19日。
这一次，领导人画了个三角形
2014年3月19日，《财经》杂志网络版发布的一条消息，在中国上空炸开了锅：“北京‘政治副中心’初定保定”，未来，将有一批国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率先搬迁到这座北方小城。
当天，便有市场嗅觉敏锐者驱车到了保定，考察当地的楼市。保定房价，应声而涨。之后一周内，该市商品房均价上涨了500元。对其而言，这是个惊人的涨幅——该市一名官员透露，过去十年里，保定房价的上涨速度也不过每年200元。
但保定地产商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后，这个消息被保定官方否认。21日，保定市长马誉峰对此事作出回应。他说，“政治副中心”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言，中央部委是否会迁至保定，保定服从中央安排。
这个很快被辟谣的消息，之后被证明其实是“京津冀一体化”一个激进版本。很快，河北方面便积极放出消息，做好准备迎接北京相关产业职能的转移。
京津冀一体化的思路，已经被数届政府提过多次，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当时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倡导下，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这之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京津冀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第一次京津冀发改委区域工作联席会、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等系列会议相继召开。但相关规划依然停留在会议的打印纸上，京津冀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还是没有太大变化。
直到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并要求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
这虽然是一个地域性的项目，但在2014年引起的关注比任何政策都大，外媒称这个项目为“习近平的一号工程”。也正因为高层的如此关注，这一次看起来要动真格。偏爱领导小组治理模式的本届政府，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相应的办公室。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该小组组长。很快，领导小组就开始运转起来。
2014年9月，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召开，确定了交通、环保、产业三个重点领域将率先实现突破。12月2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确定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列入201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与当年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样，习近平在环渤海边画了一个三角形。一旦这个三角形真正扎根落实，不仅仅是京津冀三省，三角形周边的山东、山西、内蒙古等省市，都会受到辐射。对几地民众来说，这自然会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好消息。$nextpage$
那些焦虑的年轻人
河北的许多年轻人，现在可顾不着管京津冀一体化的事情，他们正操心的是高考改革的问题。
2014年11月底，一则“河北中高考改革方案落地：英语将正式退出，语文王者回归”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让河北的高中生们颇为紧张。
国务院在2014年9月推出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人们就一直在等待相关的配套措施和地方上的实施细则出台。河北改革方案确定的消息，出现得恰到好处，让不少人信以为真。但当媒体致电河北省教育厅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时，两家机构均否认了这一消息，河北省教育厅承认，对高考改革模式的研究确实在进行中，但目前尚未定稿。
教育部的改革方案却定稿了。就在河北的消息刚落下之后，2014年12月16日，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为全面推进考试招生工作提供政策支持。
这份改革方案最重要的变化是，高考不再一考定终身，平时成绩也会记入高考，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以等级呈现，分为五个等级，位次由高到低为A、B、C、D、E，具体比例由各省（区、市）确定。而高考综合改革，也打破了文理分科的现状，学生今后可以文理兼修、文理兼考，选择权进一步加大，学校按学生的选择实行走班教学。
这当然不是改革的终点。据报道，短时期内，更多的改革方案还将出台，包括：出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关意见；出台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相关意见；出台高校自主招生相关意见；出台规范高考加分的相关意见等内容。
但也有学者对这些改革忧虑重重。教育专家熊丙奇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认为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分数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它在操作上比较直接，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划成等级，到底怎么划？涉及到对一个人的评价，而人的多样性、丰富性、多维性，能不能把一个人各方面，所谓综合的素质用于一个指标量化，这个一直是有争论的。尽管过去十几、二十年我们很多领域都搞指标的测评，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
数字不疯狂
实际效果不如预期的，并非只是高考改革，计生政策也是如此。
这次改革，其实可以追溯到2013年。这一年的12月2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的议案。转过年来，1月17日起，浙江率先开放“单独二胎”的政策，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自此，“单独二胎”政策次第全面铺开。
正如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中国至少三代人一样，对于这一次的计生改革，人们也抱以很高的期待。当时人们曾批评“单独二胎”政策过于保守了，可以全面放开。但卫计委对此深有疑虑，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有9000万夫妻想要二胎，有1100万对夫妻符合“单独二胎”政策。卫计委首席人口专家翟振武就在不同场合谈保守政策的理由：“如果单独放开二孩，未来的四五年内，估计每年要增加100到200多万人。”“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的4年内，年度出生人口将每年增加2425万人。”
现实证明，翟振武和他的同事算错了。到现在，“单独二胎”政策已满一年，只有70多万对夫妇提出了二胎申请，还不足当初估计数字的一半。
这或许是比人口突然增长更坏的结果。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苏剑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无忧心地说道，“从统计数字上来看，目前我国已经处于1.5至1.6之间的低生育率状态，如果再继续执行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持续降低，对于中国人口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房价、物价和工作的压力，正在不断拉低人们的生育愿望。人们担心，中国正在步入日本的后尘。
2014年的尾巴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其中就涉及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官方背景的专家们鼓励计生部门，可以勇敢一点，全面放开计生政策：根据测算，如果从目前的“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甚至更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对经济潜在增长率产生的短期“负效应”最多达到0.2个百分点，但是产生的长期“正效应”却能达到0.4至0.5个百分点。
而且，在社科院的这些专家们看来，现在放开，似乎都有点晚了——即使从现在开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影响也只能等到2030年之后。
拿到这样一份年终总结，卫计委压力想必会很大吧，明年是否会推新举措，值得关注。
这种压力山大的状态，也是这一年其他政府部门的现实写照。作为改革全面开花的一年，出了上面提到的改革内容外，国企改革、医药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政策、大病医疗保险试点推行等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都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以前这些都是硬骨头的地方，慢慢被啃动了一些。某种程度上，我们之后的人生，将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啃硬骨头的决心和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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