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1日，APEC峰会结束当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中南海瀛台会晤。两国首脑以晚宴、散步、茶叙的方式，在瀛台深谈了近5个小时，引起海内外舆论界特别关注。与之相连，“瀛台”也一度成为媒体高频词汇。
瀛台-人间仙境
瀛台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时称南台，清顺治帝改称现名，“瀛台”二字则系乾隆御题。经顺治、康熙年间两次修建，瀛台成为“人间仙境”：瀛台四面环水，北有石桥与岸上相连，桥南为仁曜门，门南为翔鸾阁，是中南海最高点。经翔鸾阁，入涵元门，西为景星殿，东为庆云殿，正中朝南是瀛台主体建筑涵元殿。涵元殿南侧，东为藻韵楼，西为绮思楼，藻韵楼东有补桐书屋和随安室，东北为待月轩和镜光亭，绮思楼西为长春书屋和漱芳润，周围有长廊，名为“八音克谐”，及“怀抱爽”亭。涵元殿南为香扆殿，亦称“蓬莱阁”。瀛台最南面为迎薰亭，正对新华门。瀛台山石花草，楼阁亭台，金碧辉煌，风景如画。
瀛台带有深刻历史烙印，从清顺治、康熙帝起，清帝均喜在此居住、听政，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人物也曾在此办公、居住。尤其在清末民初，瀛台见证了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突出的是光绪帝的变法与被囚。
光绪帝变法
光绪帝是戊戌变法的领袖。长期以来，戊戌变法的话语叙述体系基本源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记载，实系康、梁之说。变法失败后，康、梁亡命海外。随着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康、梁对这段历史的解释便被权威化。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把康有为描述成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是唯一的进步力量，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戊戌政变记》一直被众多研究者奉为经典、深信不疑，并以此为基础，把康、梁等描述成戊戌变法的主角，而光绪皇帝则成了配角。实际上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中起着决定作用，是变法的真正领袖。
光绪帝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决然变法的。历经30余年的洋务运动，大清王朝“同光中兴”，恢复了往昔的气势与实力。但一场甲午战争，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清廷最终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向“东夷小国”乞和。事实证明，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富民强国的。光绪帝通过“博览西书”，“大购西人政书览之”，认识到宪政制度的关健性，他感慨道：“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
光绪帝知耻而勇，决心维新变法。“自甲午、乙未（即1894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1897年底德国侵占胶州湾,沙俄霸占旅顺口、大连湾，光绪皇帝“怒甚”，认为必须改变“中学为体”的观念，终日攻读的历代经理之书“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决变政。”他对维新派知识分子非常重视，把康有为进呈的《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等书置于御案，“日加披揽，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为了推行变法，他甚至不惜准备和慈禧太后决裂。1898年春他“乃谓庆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光绪帝依靠的主要力量是维新派。维新派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高足，他11岁考中秀才，1889年16岁考中举人（康有为36岁中举）。梁启超中举的第2年去拜见康有为。梁启超自视甚高，言谈话语中不免流露出自负不凡的神态。没料到康有为劈头盖脸地指出，他正钻研的八股老调全是不切实际的鹦鹉学舌；痛斥他自以为可以安身立命的那些学问都是戕害心灵的毒剂；批评他除追求功名利禄之外别无他知！一席淋漓尽致的话，似晴天霹雳，使梁启超小举人的心态顿时崩解。梁启超后来描述这次交谈的感受：“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量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就这样，康有为一顿训斥，把埋头仕途进取的梁启超引上了变革社会的道路。维新派接受了宪政观念和价值，力倡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之路。他们强烈抨击专制制度，强调秦汉以降，中国的君主都是“独夫民贼”，两千年的专制统治是中国贫穷受欺的根源。他们提出“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即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实行君主立宪。维新派从“中国风气未开”的国情出发，特别重视“开民智”，启发和动员群众。一是创办报刊，宣传变法和民权思想；二是建立学会，联系具有民主志向的知识分子。维新派通过组织学会、办报出书、上奏折，递条陈，抨击专制，倡导民主，终至推动起戊戌变法运动。
另外，“体制内”的一些官员，如李鸿章、翁同和、徐致靖、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袁世凯等，也对变法起了推动作用。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革新。在变法过程中，光绪帝积极任用维新志士和采纳维新建议，严厉批评守旧势力，当恭亲王等大叫“祖宗之法不可变”时，他厉声驳斥：“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于法乎？”强调“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一些官员的帮助下，光绪帝除旧布新，在短短百日内，颁布了110余件谕旨，可谓风鼓雷动，开千年未有新世之风。$nextpage$
百日维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是全方位的改革。其中，政治改革是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内容。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开放言路，即打开言论通道。凡院、部司员等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所在衙门的“堂官”（首长）代奏政治改革见解；老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意见书。二是允许自由开报馆。报纸可“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三是办学会。四是精简机构：“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五是任用了一批新派人士。
戊戌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虽然百日维新有立宪之议而无立宪之举，也远未涉及民主竞选、分权制衡等，但开放言路带有议会因素，自由开报馆带有言论自由性质，办学会则带有结社自由性质。这些措施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系中国数千年政治之变”，发展下去，必会趋向其最终目标君主立宪制。“维新”之所以称作“维新”，正在于其要变“专制”为“宪政”。戊戌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是推动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改革。
历史不能改写，但历史研究可以假设（如不能假设，研究历史就无意义）。戊戌变法是一次最有希望的政治和平演变，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王朝制度将完成“明治维新”式的自我更新，通过不流血的和平转型，实现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政治变革。如果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会，我们这个饱受苦难和凌辱的民族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华大地将因此远离战争和暴力，避免内战、反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数不清的灾难、浩劫，成为一个民主、发达、繁荣、稳定的大国。遗憾的是,戊戌变法只持续了短短百日便告结束。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也包括光绪帝急躁速变而致阻力过多，以及康有为变法理论的局限性。而康有为、梁启超等和毕永年的“围园杀后”计划更是危及了慈禧太后的的权力甚至生命，成为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随后，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台，“戊戌六君子”遇害菜市口，戊戌变法历时103天而失败。
困瀛台志不渝
光绪帝被软禁瀛台后，除“庚子西狩”外，余生皆在此度过。“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揖”，光绪帝在瀛台写下的这一诗句，是其孤寂无奈的囚徒般生活的写照。
但光绪皇帝没有泯灭政治抱负、没有丧失对宪政改革的追求，他依然锲而不舍地充实和提高自己。
清朝最后10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清朝在1901年—1911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1905年—1911年的预备立宪。日俄战争后，中国人人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在举国宪政共识的形势下，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从1905年—1911年进行了空前力度的宪政改革。如多次派人出国，考察学习西方宪政制度；设立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提出9年宪政时间表；颁布《设资政院谕》、《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资政院和咨议局分别是国家议院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颁布体现君主立宪精神的《钦定宪法大纲》；推行地方自治；以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为原则，对清代官制进行改革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使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中国两千年的“秦政”由此走向“宪政”，中国驻会成为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全的民主社会。
光绪帝深为中国的宪政形势所激励，他不顾自身疾病和失去皇权与自由的悲惨处境，矢志不渝，继续深入研究宪政问题。在见到他的人眼里，身心所受折磨已使光绪帝“面色恍惚、似在梦中”之人，但光绪帝内心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注仍是一腔热忱。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有两份光绪帝1908年的读书目录，这些图书系光绪帝朱批索列，内务府提供。第一份书单包括《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宪政略论》、《日本预备立宪》、《日本法制要旨》、孟德斯鸠《法意》、《法学通论》、《政治学》、《国法学》、《民法原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自治论纂》、《宪法研究书》、《列国政治异同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新政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理财新义》、《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万国舆图》、《欧美政教纪原》等40部宪政等方面的著作，内容已然超过了今天政治学博士的课程。第二份读书目录涵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古代史、中代史、近代史，以及《万国史纲》、《欧洲新政史》下册、《高等学堂中国史》、《西洋历史教科书》、《法国政治要览》、《比国政治要览》、《日本丙午议会》、《日本宪法疏证》、《英国财政要览》、《日本官制通览》、《自治论》、《英华大辞典》、《帝国主义》等，涉猎广而深。光绪皇帝以被囚之身、重病之躯如此坚韧和顽强地研究和追求宪政，足见他对中国民主前途充满希望，也显示了他对历史、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
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辞世，终年38岁。在其去世一百年之际，2008年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多名专家组成的“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通过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确证：光绪帝是因为“急性肠胃型砒霜中毒”而亡。也就是说，光绪帝系被毒死。这一事实证明，光绪帝在中国历史中的价值远未被发现。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一书中说，如果只为个人命运考虑，光绪皇帝本可以不变法（不变法，他照样当他的皇帝），但是，光绪皇帝置个人命运于不顾，不惜以自己的皇位和生命为赌注，毅然决然地发动变法。他为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整个国家。仅此一点，就值得尊敬。
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瀛台会晤时，他向奥巴马详细介绍了瀛台的历史变迁。
习近平说，瀛台建于明朝，在清朝是皇帝批文、避暑和宴客的地方。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奥巴马接话说：“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是不变的规律，需要我们拿出勇气。”是的，真正的改革绝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充满险恶。面对阻力，需要“拿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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