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谈大数据不能离开人这一主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一些人看大数据的角度有问题。从数据这个角度解大数据，是客体的角度。仅从客体角度解大数据，缺点是难以聚焦，因为数据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建议人们换一个角度，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大数据，也就是从大数据到底能解决人的什么问题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什么。这样看的结果，会发现大数据映射在主体上的是意义，是为了使人更好地获得智慧。对大数据来说，使人更能把握意义，就是智慧；干扰了人们把握意义，就是垃圾。
“大数据”作用的发挥，不光有赖于数据收集、数据提纯、数据判断等多重技术要素，更关键的是应用，要同人联系起来，同解决人的问题联系起来。衡量大数据成效的标准，不应是TB这样的客体标准，不是创造了多少TB的数据，而应是利用这些数据，在满足人们需求方面创造了多少价值，有多大意义，这样的大数据才是“真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
【黄相怀：互联网思维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央党校黄相怀指出，不管在政治认知、情感还是评价上，互联网思维对当代中国政治都产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从政治认知上看，互联网思维颠覆了一些传统的观念。人们通过网络表达的政治诉求更容易展示其影响力，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具有更强自主选择权力的主体，每一个政治主体都处在一个相对个人化的自主空间中，较少受到他人的监督与约束，也不必太多顾及社会环境的约束。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而是把自己的政治认知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吸收和甄别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政治态度。
第二，从政治情感上看，互联网思维助推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情感宣泄。由于互联网成为各种社会心理、情绪宣泄最为直接、畅通的管道和交流平台，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思想情感，而非理性和消极的内容也易于通过此途径得以传播、放大，弥散到整个社会，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国内问题国际化，既影响了社会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主流舆论教育引导的能力和效果。
第三，从政治评价看，互联网思维使得人们的政治评价多样而复杂。网络的开放性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使公民获得了政治参与的平等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合法有序的途径提出个人主张、反映个人意见，解决个人在政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这也为各种社会思潮、思想意识自由表达、迅速传播和扩大影响提供了便利条件，造成了政治评价的差异化、多样化和复杂化。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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