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正文

国外互联网思维怎么看

yangguangjujiao 2014-12-05 18:37:23 ■ 陶短房 总第185期 放大 缩小

 

北美当地时间1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拉斯维加斯发表演讲,宣布绕过美国国会,用行政命令手段强推饱受争议的非法移民政策改革措施。

许多人都注意到一个细节:奥巴马一度拉下了自己心爱的“黑莓”手机,不得不折回来取,当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为被记者们跟踪,还特意举起手机向记者们晃动,表示“我就是回来找我的手机的”。这一幕被认为是“互联网思维”无所不在的象征。

然而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互联网思维的影响,远不止于奥巴马手中晃动的“黑莓”手机。

从零售政治到网络政治

奥巴马被称为“零售政治家”,他当年以大黑马之姿态后来居上入主白宫,靠的不是大财团的强推,而是类似“政治众筹”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当时就有人将这种方式称之为“亚马逊式政治推动力”。奥巴马搞“政治零售”的三大法宝,一是造势集会,二是电视演说,三就是TWITTER等互联网平台了。

奥巴马“零售政治”的成功一度在各国政要间引发twitter狂潮,2012年的统计显示,当时,G8国家领导人中的7位、G20领导人中的15位、欧盟27个国家领导人中的19位都开通了自己的政务Twitter或Facebook,一些政要甚至还到特定国家的网络平台开设账户,如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就在新浪微博上开了账户。

对于这些账户,政要们通常显得非常重视,他们并不计较别人抢注(有好几个国家政要为此不得不使用很“山寨”的账号),却力求让围观者知道,自己这个才是“唯一的”,并对其中的信息负责。法国前外长朱佩和加拿大总理哈珀都曾将自己即将公开发布、不涉及机密的言论在微博上首发。他们也非常在意粉丝们的反馈,如奥巴马在开博初期曾设置“自动相互关注”,导致关注微博的数量多达几十万,在被粉丝抱怨“弄虚作假”后及时停止,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为区分“亲笔”和“代笔”,约定自己亲自更新的书名JG,别人代劳则署名JGTeam.

网络“政治零售”真的可以“弄到钱”的。笔者曾因故关注过加拿大卑诗省新民主党(NDP)的官方网站,结果连续几年都会定期收到该党的宣传邮件和筹款邮件,而笔者的一位朋友关注白宫某个政务推广账号后,每个月都能收到如假包换的白宫政治筹款信函——哪怕回信告诉他们“我是加拿大人不是美国人”也无济于事。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在facebook上搞所谓“给我们一个惊喜”的弹窗式小额募捐,因为“动静太大”遭到部分媒体抗议,最后不得不紧急修改。

政治家的“互联网思维”并非只属于奥巴马这样年轻的“新派”,早已退休的老牌政治家也有“紧跟潮流”的:去年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在90岁之际搞出的“疯狂袜子控”,就曾被称为“最成功的网络自我营销手段之一”。

“零售政治”和“互联网思维”的结合,让零售政治变得随时随地可以发起,达到24小时全天候无缝传递,和“全球使命送达”的地步。“阿拉伯之春”兴起之初,被一些兴奋的媒体人和观察家称之为“Twitter革命”,理由是这场“革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拜各种“自媒体”在网络平台上的鼓与呼所赐,而互联网手机时代的到来,又让这种“革命”和串联变得如水银泻地般防不胜防。

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Twitter革命”是一把双刃剑:真相固然因此而难以遮掩,谎言却也因此变得不胫而走,甚至比真相传得更远。叙利亚内战的旷日持久,利比亚、埃及局势的一波三折,让一度为“Twitter革命”欢呼的人们陡然发现,“海量信息”其实是和“大量信息的难辨真伪”所伴生的,当您看到“叙利亚少年装死救女孩”之类网络传播时,且慢为之激动不已,因为也许只几天功夫,“这不过是一个微网络视频故事”的后续消息,便会让一切逆转。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网络政治说到底还是政治,不要以为有了互联网,真相和政治家就真的离你比以前更近了——你还是得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判断力。$nextpage$

对“互联网思维”的恐惧

如今许多人开始从“互联网喜悦”中警醒,并矫枉过正地对“互联网思维”产生一种恐惧。

就拿美国来说,类似参议员利伯曼“当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安全将因互联网的开放而受到侵犯时,总统应有权责令互联网服务商停止提供服务,违者将遭到严厉的处罚”之类的提案,曾被人当作一个笑话,但如今斯诺登事件已曝光年余,谁还敢拿这样的笑话当笑话?

在互联网普及之初,美国朝野一直是“网络无疆界”论调的倡导者,因为美国拥有互联网技术的垄断权和制高点,网络无疆界对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都是最有利的。但“9·11”事件让美国政府遭到当头棒喝,基地组织之所以能隐蔽、迅速、高效地组织起对美国本土的大规模袭击,互联网通讯是其得力武器。正是得益于互联网通讯,本·拉登才能同时给遍布各地的恐怖分子下达行动号令,这些分布在不同地点的恐怖分子才能够如此默契地配合行动,给美国造成惨重损失。

“9·11”之后美国通过了所谓“爱国者法律”,授权美国情报部门监控部分美国公民在海外的通讯和电邮,但通过互联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实例仍然层出不穷,著名的胡德堡军医枪击案和穆塔拉布未遂炸机案,两名袭击者都承认,他们之所以从普通人变成极端恐怖分子,关键原因之一,便是经常在网络上接受极端主义宣传,并直接受到“网络教士”、藏身也门的美国籍极端分子安瓦尔·奥拉基的挑唆和控制。

对于美国情报部门而言,他们的“互联网思维”似乎已悄悄被置换为“互联网恐惧”。近年来,美国五角大楼和各安全情报机构不断爆料,宣称其服务器或网络系统遭到“网络间谍”或黑客的侵袭、攻击,而且其来源复杂,既可能来自恐怖组织,也可能来自其他国家政府;既可能是敌对国家所发起,也可能是友好国家甚至盟国的情报收集行为,这些行为不但防不胜防、无孔不入,而且一旦得手,就可能给美国国家安全构成致命威胁。

受到威胁的自然不仅仅是这些“国家大事”,互联网早已成为各类非法和不道德行为、交易的平台,网络金融诈骗、信用犯罪、网络非法赌博和色情行为等,都令美国社会感到困扰,由于美国互联网的发达,许多学龄儿童的作业基本在网上完成,这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色情网站,甚至沦为恋童癖犯罪团伙的网上猎物,这也使得《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成为迄今唯一获得通过的网络监控法案,根据该法案,凡使用政府补贴的优惠上网服务的学校、图书馆或社区中心计算机,必须安装过滤软件,以免儿童受到侵害。

怕互联网的不仅是美国。

托特纳姆骚乱事件发生后,英国朝野对事件中网络(尤其黑莓内部邮件系统)的串联作用不寒而栗;加拿大则对从儿童色情照片买卖到网络欺凌导致少女自杀等一系列事件揪心不已(加拿大日前所做调查也显示,其初中生遭遇网络欺凌的比例高达35%左右,这个比例不算最高,美国约50%,新加坡更高达68.4%)。

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如今上网手段比过去更方便、灵活,随时随地都可以上网,这就令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网络“杀手”或“苦主”。这种现象甚至被恐怖组织所利用,ISIS不时利用网络平台散布血淋淋的“斩首”场面,是在利用“互联网思维”,在尼日利亚闹出“大动静”的“博科圣地”,其新一代首领阿布巴卡尔·谢高因为习惯且善于在网络平台自我炫耀,被戏称为“脸书恐怖者”。

所谓“互联网恐怖”当然并非都那么吓人:在北美有人将这个词用于形容无所不在的网络广告弹窗——比如亚马逊阅读器开机时的那些。由于北美版权管理严格,软件和音频、视频几乎“没有免费晚餐”,要想下载,或乖乖交钱,或忍受“亚马逊弹窗”,二者必居其一。

互联网思维的疆界

然而这种对互联网思维的正面、反面反响,并非都得到普遍认同。

此次“移民大赦”,出台前后网络民调都显示,大部分受访者并不认同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但权衡再三的奥巴马仍然一意孤行。有评论认为,此举表明在古老的政党博弈原则面前,互联网思维也只能是一个工具和触媒而已。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日前的研究表明,“互联网营销”的效率并不高,不论是实实在在的推销产品,或兜售各种政治、社会理念,通过群发邮件、平台推广等模式散发,许多被默认为受众的网民实际上可能根本不会打开,产生反馈的比率是各种推广模式中最低的,真正被打动钱包或选票的比例就更低了。

美国政府试图加强网络监控的努力一直遭到抵制,除了《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甚至“爱国者法案”中有关检查美国公民邮件的条款,也在2008年遭到修正,新规定禁止对美国本土的本国公民进行互联网监控,外国公民和美国公民间的监控,也许事先得到“外国情报活动监视法庭”的批准。许多评论都指出,自水门事件曝光以来,美国社会对政府滥用信息监控权十分警惕和反感,任何类似动议不论如何包装,都可能被反对者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封杀。“棱镜门”曝光后,情况就更加如此。

对互联网依赖越深,网络影响渗透面越广,“互联网思维”对公权力滥用“互联网开关”的警惕性也就越高,美国议员杰伊·洛克菲勒宣称“也许没有互联网我们会生活得更好”时,就曾遭到无数嘲讽和指责。

一些研究者指出,互联网的影响有时被夸大了。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10年6月7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推特在当年伊朗选举风波中的影响被夸大了,那些后来出名的推特信息源,绝大多数根本就不在伊朗国内,而且这些用英语发消息的信息源,信息准确率很低。更重要的是,伊朗的反对者几乎不看这些,他们真正的串联方式,是最原始的口耳相传,而这些“真正信息源”反倒在国际上毫无影响,因为它们是用波斯语写的。这些人认为,即使切断互联网,那些真正想对一国政府下手的人或势力,仍然能用其它手段达到沟通、联络的目的。

日前尼日利亚政府军清剿“博科圣地”时,特意切断战区手机信号,以防范“互联网效应”,结果弄巧成拙——战区位于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四国边界,“博科圣地”武装分子使用廉价双卡手机,借助邻国手机信号上网发帖,挑衅苦苦追赶的政府军,而后者连“还口之力”都没有,因为中规中矩的政府军官兵即便有手机,也只装着本国的手机卡。

值得一提的是,和中国不同,大多数欧美国家并不流行那种无所不包的“门户网站”,这就让海外“互联网思维”和中国差异很大:也有“从众效应”,但很难出现如中国门户网站那类被刻意包装出来的网络热点和名人。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