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造梦始于2004年《超级女声》，这是中国电视界打造平民偶像的启蒙运动。回望一下我们会发现，真正活下来、活得好的偶像寥寥无几，多数人成为电视造梦绞肉机绞碎的产品。
2013年，超30档真人秀节目挤在中国电视屏幕上争抢观众眼球。1月，湖南卫视《我是歌手》打响歌唱类真人秀第一枪，这档引自韩国的季播节目，让专业歌手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直接火拼，去留的权力掌握在500名草根手中，它好听、好看，影响力波及港台，“职业观众”闪耀登场。搭上歌手竞赛顺风车的是安徽卫视二季度的《我为歌狂》、江苏卫视四季度的《全能星战》，两者赛制、创意有所差异，观众各取所需。
二季度，中国电视屏幕上水花四溅。浙江卫视《中国星跳跃》、江苏卫视《星跳水立方》轮流扎进游泳池，历经非议、质疑、事故、停播、复播系列风波之后，跳水节目被叫停。
三季度，湖南、浙江、东方、安徽、天津、北京、江西、山东、湖北等卫视集体加入歌唱类真人秀大混战。歌声最为嘹亮的是《中国好声音》与《快乐男声》。文化类真人秀亦属亮点，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央视科教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安徽卫视的《超级演说家》是其中代表。
四季度，类型化真人秀成为招牌。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主打户外明星亲子路线，江苏卫视的《赢在中国蓝天碧水间》主打商战路线，央视财经的《超级减肥王》主打瘦身路线，旅游卫视的《第一超模》主打时尚路线，重庆卫视的《奇迹梦工厂》主打励志路线……
2014年初，类“梦想秀”电视节目依然是小荧屏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战场，科学类的《最强大脑》（江苏卫视）、圆梦真人秀《私人订制》（北京卫视）以及喜剧类的《笑傲江湖》（东方卫视）等。从《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到《中国好歌曲》、《笑傲江湖》，籍籍无名的“圆梦人”或“追梦者”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竞技比赛、演绎着一波又一波的人生悲欢，他们或喜极而泣晋级或黯然神伤退场。
借用《中国达人秀》的口号“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大梦想，相信梦想，相信奇迹”，如同一句咒语、魔法飘荡在台前幕后。人们不再谈论理想、信仰，坚持梦想、实现梦想替代了一切。如果说电视机是一台造梦机器，生产着普通人也能梦想成真的奇迹，那么如今在屌丝、土豪“横行”的时代，这台造梦机以梦想编织了一个不同于现实阶层矛盾的叙事。
以梦想的名义
电视借助真人秀打出“梦想”的旗号，它让你相信，梦想面前人人平等，梦想不分大小，没有高低，没有贵贱。
自从2012年引进海外版权的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带来新一轮收视奇观以后，不仅使得购买高收视率的原版节目成为国产电视栏目转型升级的捷径——如《爸爸去哪儿》、《最强大脑》，而且此后出现的电视节目在拍摄风格和情节设置上也大多“好声音化”，就连导师都得找4个明星，如《超级演说家》、《中国好歌曲》、《笑傲江湖》等。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4位决定学员能否留在台上的导师，不只是要说出竞技者歌唱方面的优劣，还要时不时地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栏目的“悬念”在于，导师能否如上帝般作出合情合理的判决。这使得《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充满了童话般的“魔力”，其最大的“魔法”就是让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让灰姑娘穿上水晶鞋。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这一“见证奇迹的时刻”，从而不会追问为何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都必须经历这种“舞台机制”的遴选。不管是学校里的学生，还是企业中的员工，甚或机关里的公务员，都需要经历不同等级、不同种类的业绩考核，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的导师转化为一套看似中立客观的量化指标。在这种个体与魔幻舞台的对立中，个人成为社会的中心，每个参与者彼此分隔，他们既不是“扶老携幼”的伙伴，也非“同甘共苦”的合伙人，而是相互比拼、搏杀的竞争者。
2013年10月湖南卫视从韩国引进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把竞技文化与家庭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爸爸要带着孩子挑战一个又一个的小任务，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对孩子的呵护与教育，孩子从小就需要培养竞争、挑战自我的意识，以便可以在参与成人社会的游戏中获胜。节目中所呈现的户外、野外空间或者电影版中的野生动物园，不仅不是非城市化的他乡，反而是如竞技场般现代都市生活的自我投射。
梦想去哪儿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那种强调工业生产、革命斗争的工农兵文艺也转变为讲述个人奋斗、成功励志的大众文化。港台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够抢得先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文化恰好是一种与市场体制相匹配的文艺样式，直到90年代中国本土大众文化才开始全面兴起。90年代初期热播的《北京人在纽约》也是最早讲述个人奋斗的美国梦故事。
如果说人人通过勤奋努力都能获得收获和成功是80年代先后开启的农村、城市改革的情感动力，那么90年代经历更加激进的市场化潮流，曾经在80年代改革中获益的农民、城市工人群体、进城农民工则迅速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小资、白领们与新富阶层成为新社会的中坚和主体，中国社会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阶层重组和分化。
新世纪以来那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的美国梦逐渐转变为有房有车有孩子的中产梦，一种从奴隶到将军、从底层到上层的阶层跃升转变为从低级到高级的科层制秩序，这也正是2005年前后《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剧得以流行的社会背景。科层制（又名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制度，在机关、公司中广泛应用，被认为是一种效率最高的管理方式。科层制并不能实现阶层身份的逆袭，只是一种从白领到中产到金领的上升路线图。这种中产梦也是中国城市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只适用于城市白领群体，对于大量从事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科层式的晋级制显然无法打破阶层的壁垒。
昔日作为中产阶层后备军的小资、白领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资本空间中成为“高学历、低收入、难发展”的蚁族、屌丝，中国社会完成了第二轮阶层分化，这也为“屌丝的逆袭”提供了现实基础。“逆袭”的命名本身恰好印证出奋斗的失败和无法成功的绝望感，逆袭并不挑战黑暗世界的游戏规则，反而是对既定游戏规则的高度内在化，这就是逆袭的悖论之处，正因为无法逆袭成功，所以才要逆袭。
就在这种新世纪以来依然能够分享个人成功梦的白领阶层陷入屌丝化、无法逆袭的境遇之时，借助真人秀电视栏目的推动，涌现了一批身怀绝技、才艺的草根明星、草根达人，这些故事与其说向人们展示了一种逆袭成功的希望，不如说更加暴露了成功的偶然性和奇幻色彩，曾经的勤劳致富、公平竞争变成了一种赌博游戏和赌徒心态。这些其貌不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依靠视频网站、电视选秀节目“一夜走红”的明星，如同中了彩票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般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实现梦想再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抵达的目标，而变成了一种人间“奇迹”。也许在越来越难以出现奇迹的时代，人们更愿意相信“奇迹”会发生。
被过度开发的梦想
用于造梦的真人秀是一台强大的“吸金利器”，冠名费动辄上亿元，这也是各大卫视热衷造梦的最大动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罗永雄在《“梦想”话语在电视中的建构与消解》中分析，尽管“梦想不分身份贵贱、地位高低，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成为很多梦想类节目的口号，但在电视媒体的建构中，只有那些独树一帜、具有展示价值的梦想才能引起更多关注，才能获得更多的展示时间和空间。
尼尔·波兹曼曾担忧“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成为宗教的内容”，同样的危险是，不在于“梦想”已经成为部分电视娱乐节目的核心话语，而在于受众尤其是青少年把上电视进行表演秀当作自己最大的梦想。
电视镜头的解构性话语形成了选择性的拟态现实，消解了梦想与现实的关系，真假难辨导致了无论是追梦者还是观众都无法分辨“什么是绝对可信的根据和原本”。
罗永雄认为，“梦想话语”在电视传播中有被过度开发的嫌疑，“梦想”的滥用使其正面意义在反复呈现中有消解的趋势。当“梦想”变成一种表演秀可以拿出来反复娱乐大众时，“梦想”一词的神圣特征开始消解，一些非正面意义的“梦想”呈现加剧了意义消解的趋势，如“获得资助，让自己的日子好过点”，“梦想能有人捐助10万元开个店”等，这无疑弱化了梦想在个人奋斗历程中的指引和鼓舞作用，因为只要“秀得出色”，一切的获得皆有可能。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