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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塑造“高大全”的英模人物

yangguangjujiao 2014-11-20 14:10:32 王钟的/特约撰稿人 总第184期 放大 缩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事业史中,有一个现象始终伴随其中,那就是英雄模范人物的塑造。作为国家政权实现政治动员、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英模人物的宣传成为了舆论机器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淀和表彰机制的作用,榜样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展的功效,都对中国的英模塑造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更是被执政者视为法宝。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不可否认英模塑造的宣传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生存基础。

“抗震小英雄”雷楚年因涉嫌诈骗、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在成都受审,他在媒介中的形象由高高在上坠入谷底,在人们反思是什么引发了“抗震小英雄”的堕落时——另一个老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提起,或许雷楚年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纵使他在抗震救灾期间表现出来的英雄行为无可置疑,但有谁探究过他真实而完整的日常表现,从英雄到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转折真的只在一念之间?

英雄模范的符号化掩盖了个体作为寻常人的本质,这成为了模范本人的不能承受之重。为了符合宣传的需要,有时模范人物的诞生并不单纯以事实为取舍。而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正意识到英雄模范脸谱化的局限性,那些地方上大力歌颂乃至破坏真实的“英雄”,也经常不再受到上级的认同。

英模报道是怎么产生的

为了炮制将一个寻常人“神化”,从普通的先进人物升华为英模。对英雄原型的“再加工”和“整合”,成为了英雄模范宣传手法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招数。

比如,通过移花接木法,把发生在多个人物身上的事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进行宣传报道。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本来的普通人,就可能成为“全知全能”的大英雄。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文革期间,黑龙江佳木斯驻军部队出现的典型人物刘英俊,就通过“移花接木”一炮走红。

原《解放军报》编辑卢弘记录过刘英俊如何被包装走红的过程。刘英俊在本连队曾被认为是一个“后进战士”,即他有过一些牢骚怪话,还曾顶撞过某位领导,因此不太受人欢迎,直到他因为拦车救人而牺牲,才开始对他进行表彰和宣传。不过,一旦需要宣传他,所有的缺点就都不见了。报社派人将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成长过程及其思想道路,作了很大的发挥与提高,特别是加进了许多根本不是刘英俊的事或他说过的话,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文革”时代色彩的突出典型。

把“坏事”做成“好事”,曾经是包装英模的常见手法。由于军队系统的相对封闭性,这种情况经常在部队里发生。如“文革”前夕大肆宣扬的王杰,原来是因为炸药爆炸意外死亡,这对其所在部队和领导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通过“反戏正唱”,王杰就成为了“舍己救人好班长”。这起将意外事故包装成英雄事件的案例,甚至直接经过了当时最高层的干预,林彪直接下指示说:“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

记者在部分实录或还原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整合”,通过适当联想加工进行表现,这一度成为被媒体普遍认可的理念。于是,“以真实材料为基础,有选择地陈述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成为了英雄模范被报道的惯用逻辑。在孔繁森的报道中,尽管记者没有经历,孔繁森含泪辞别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的细节还是能够“跃然纸上”。

当上模范会享受什么待遇

捧红一个英雄模范不容易,捧红了之后,怎么继续英雄的光辉,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对英雄开展全方位的歌颂,是维持英雄热度、保持其在群众中间的认知的

惯用办法。“重复”历来是笨拙但在实践中被证明有强大功效的宣传模式,这种宣传模式不仅仅集中于媒体上,也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中。

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共就将塑造英模视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形式。一方面因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为巩固的治理空间,根据地政权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在抗战中后期,中共也有了争取民心支持、为下一步发展打好基础的现实需求。农民模范吴满有和工人代表赵占魁就是当时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

当时有两句口号名噪一时。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赵占魁于1939年分配到延安农具厂担任熔炉看火工期间,在高达2000度以上的熔炉旁,为制造犁铧和枪炮夜以继日地冶炼铁水。担任翻砂股长后,处处以身作则,上工最早、收工最晚,尤其在开炉时,往往连续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从不计劳动报酬,处处注意节约,热心帮助别人。毛泽东了解到赵占魁的事迹后,称赞他“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并指示把赵占魁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

有了领袖指示,英模人物的宣传就像打上了一剂强心针。在这其中,不只有媒体的直接鼓动,也有文艺工作者的歌颂——硬宣传与文艺相结合,是这一类英雄模范宣传的特点。1942年9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9月11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党中央、边区政府、西北局都派人深入工厂,总结英雄经验,组织向英雄学习的运动。艾青、贺敬之等文艺家们编写了不少诗词、歌曲、文艺节目,边区军民唱起“学老赵、赶老赵,老赵是工人的好代表……”

直到现在,当上英模后的先进人物,除非因为不可抗的外力被拉下神坛,否则仍然会表现为符号化的形象特征。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原“全国道德模范”何涛在事发之前,就享受了光环加身的待遇。她不仅当选为六安市人大代表,还获得过“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相应的道德模范事迹报告会也不在话下。不过,英雄模范确立得轰轰烈烈,倒下去也不可阻挡,何涛被逮捕后没几天功夫,所有的称号都被撤消了。

避免被模范的尴尬

有些时候,尽管当事先进人物不想大张旗鼓,总有人为潜在的英模铺路搭桥——大肆宣传不仅颠覆了真相,还经常会适得其反。

蒋国珍是江西新余的离休教师,几十年来累计共捐款20余万元,受他资助或奖励过的学生达2万多人次。这样的英雄模范,却在2011年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落榜了,在一篇分析蒋国珍“冲榜”失败原因的文章,作者谈到不真实的宣传导致了最终评选的失利。

比如,像很多不顾自己关爱他人的道德模范人物一样,几乎所有报道都说蒋国珍无儿无女,至今仍住在用不上电的土坯房里,但是事实上他不仅住上了通电和有液化气的新房子,也有过继的女儿照顾生活起居;中国在1989年才实施希望工程,而报道中把蒋国珍1989年的一笔捐款也说成给希望工程的,后来者以讹传讹,还迫使蒋本人也改称“国家补发给我的9600元工资,全部捐献给国家希望工程”。

事实证明,那些被公众接受度更广、更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英雄模范,有关方面往往在宣传策略上更注意平衡与客观。央视《面对面》栏目在报道任长霞先进事迹时,问当时的郑州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的直接领导李民庆如何评价任长霞,李民庆回应说:“我说长霞应该是在女同志当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但是在公安局长当中应该是中上游,不是最好的。”

如今,给英模人物画上一两笔“污点”,成为了一种新的宣传模式。2004年当时的云南盈江县交通局长赵家富为抗洪抢险牺牲,媒体推其为交通局长的楷模。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了赵家富的两个“污点”:其一,赵家富有两个亲戚在公路建设工地上做零工。其二,赵家富的家是一个三层的小楼,住房面积很宽。

当时的盈江县委书记杨跃国回应说,这两个问题还不能说就是“污点”:其一,在县一级工作,又是当地人,有个把亲戚在本系统内的现象非常普遍,何况赵家富这两个亲戚不过是在工地上做做零工;其二,不能拿大城市的眼光来看小县城的住房。赵家富这套住房,在县城里只是中等水平。后来,这篇报道被评价为是反定势的正面典型,打破了典型报道一味求“高大全”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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