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相当地位的“权威人士”发表专文宣称：今天“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这种公然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重祭阶级斗争为纲的言论，令人震惊，反响强烈。阶级斗争的实践，尤其是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阶级斗争的教训不应忘记。
本来，所谓阶级，就是社会分工，只要存在社会分工，阶级就客观存在。但这里的“阶级”并没有善与恶、先进与反动之分，只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一种区分方式。为了避免误解，用“阶层”这个概念更恰当。如企业家阶层和雇工阶层，地主阶层和雇农阶层，他们相互间是契约关系，是容易利益协商的两个阶层，不存在不可调节的矛盾。中国传统社会是“仕农工商”四大阶层，相互间并不存在严重对立。
而阶级斗争论者，则把不同的社会分工或社会阶层，贴上“先进”或“反动”的“阶级”标签，主张对阶级敌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国际上，阶级斗争论者则把民主国家称为资本主义予以敌视，把一切反对专制政权的人都称为“海外敌对势力”，拒绝民主普世价值。
其实人类社会真正的阶级斗争只有一种，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官府与百姓的矛盾和斗争。中国古语就是这样给古代乱世定性的：官逼民反！“秦戍役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意即秦朝征发戍役，先征闾右的豪强，未及，再征闾左的穷人。所以，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是受害者，都会对政权不满。事实上，历次所谓农民起义，其直接原因几乎都是官府压迫、敲诈勒索所引起，起义的参加者都有文人、官吏、地主。可以说，人类产生政权以后的历史，就是官民两大阶级斗争的历史，官民矛盾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斗争，是人类在产生政权以后，长期对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产物。几千年改朝换代的斗争，都是不能有效制约权力的结果：被统治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向往自由、追求民主并为之拼搏；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特权，设法限制百姓自由、惧怕民主、镇压民主。陈独秀指出：“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及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当民主社会到来之后官民矛盾才根本上解决，因为人们掌握了以自由选举、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知识，建立起民主制度后，主权在民，统治者也就失去了为所欲为的特权，这种阶级斗争才告结束。
当今中国，由于民主的缺失，权贵集团垄断了财富，致使两极分化已登峰造极：2014年2月22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2014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指出2013年全国家庭资产基尼系数为0.717。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称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居于顶端的1%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居于底端的25%家庭约3.25亿人，则仅拥有全国1%的财富。实际上，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一抓个贪官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空前的两极分化，使官与民的矛盾、特权与人权的矛盾正在激化。维稳开支（涉及警察、国安、武警和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机构的费用）从2011起已连续4年超过国防预算，说明社会动荡正在加剧，内部民怨对政府的威胁超过外部因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坚决反对践踏法制的阶级斗争，因为实践证明，煽动不同阶层的暴力冲突，是反人性、反文明的，它给人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惨重而无穷。
形成集权统治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看，所谓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带来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官僚统治阶级，造就了一个空前庞大的专制政权。
暴力革命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关键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任何偏离自由民主目标的努力，都是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以此考察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就会看到，革命之后不仅民主并未实现，事实上其带来的往往是人类历史上最独裁的统治。何以南辕北辙？顾淮解释得好：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并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杨小凯的见解也十分深刻：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从国际共运史实践看，凡主张和进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人或集团，在掌权后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道理。
使暴力制度化
阶级斗争是维护政权的主要手段。
在阶级革命成功后，当权者为维护集权统治，往往继续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践踏法制，革除异己。他们禁止公民结社、组党、办报的权力和自由，一旦发现民主和自由行为则坚决镇压。列宁利用“契卡”（克格勃前身）大搞红色恐怖，杀害25万人。斯大林专制下的“大清洗”，规模之大、手段之暴让人不寒而栗，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毙，这还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事实上，“大清洗”的对象并不是企图推翻苏联政权的军事力量，而是苏联内部的异己份子。所以，这种斗争的性质已是暴力强制，是单向的镇压与恐怖行为。
毛泽东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也绷的很紧，他强调：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灾难，都是灌输阶级斗争理论、剥夺公民权利的结果。1957年反右运动，3178470人被划“右派分子”，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在“文革”中，阶级斗争也造成无数中国人家破人亡。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文革”死亡人数“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很多研究者比较认同文革中死于政治迫害的数字，“绝对在二百万人左右（大都在二百万以上）”。这些死难者，都是在政权建立后葬身于暴力制度的无辜生命。
实践证明，阶级斗争暴力专政不会带来和建成良性社会，即便它能驱走恶，善也会一同丧失；即便它能带来善，恶也会同来。
败坏道德风尚
以中国为例。苏俄十月政变后，给我们送来了被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阶级斗争。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概括为四个字“造反有理”，并认为阶级斗争会愈来愈激烈并永远持续下去。他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分为二没有穷尽，斗争也没有穷尽，一直斗到地老天荒。结果斗得民不聊生、人性灭绝。
在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遭受了阶级斗争式的批判。从《朱德批斗会记录》中可见，包括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及南昌起义时的老战友，为了表明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都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在这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所取代。
在“文革”中，为了划清阶级界限，阶级斗争理论成为煽动仇恨、挑拨离间、泯灭人性的暴虐哲学。有多少人为了所谓阶级立场，互相猜忌，互相攻讦，不惜出卖朋友、牺牲亲人和无辜者。父子相互检举；夫妻相互揭发；亲友彼此敌对；上下级互相告密等亲情悲剧轮番上演，不知有多少人为了显示阶级立场的坚定，与父母决裂，甚至把父母推入地狱。
总之，阶级斗争理论使得人们人人自危，它将人们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践踏得一干二净。
制造阶级敌人
为搞阶级斗争提供依据，人为制造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
为了夸大社会对立，伪造历史。如称“旧中国”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霸占耕地70%到80%。而“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16省、163县、175万农户所作调查证明，拥有耕地5亩以下的农户占35.6%，5至10亩者占24%，11至15亩者占13%，千亩以上大地主只占0.02%。可见，70%以上的农户是有土地的。”（农业专家董时进）
最为明显的就是假造了四大恶霸地主：刘文采、周扒皮、黄世人、南霸天。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杜撰的假典型。人们通过《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电影的熏陶，通过《收租院》、《半夜鸡叫》等文学作品的灌输，心里埋下“阶级仇”的仇恨种子，成为整人或被整的一份子。这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根据笑蜀所著《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等提供史实，刘文彩并非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所谓“水牢”、“地牢”、“行刑室”都是虚构出来的。刘文彩一生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修公路水利，建工厂学校，济困扶危。“1992年，中共大邑县县委统计历史上谁给大邑县的贡献最大？结果是刘文彩，贡献最大的第一个人是刘文彩。”（刘小飞）
为了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根据编造的历史煽动“阶级仇恨”。通过忆苦思甜教育，人们对“万恶的旧社会”切齿痛恨，并形成成见：一提到富人，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一提到旧政权的领导干部，几乎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人们被教育成了“对敌人像冬天那样严酷，对人民像春天般的温暖”。阶级斗争，给国人的人性中嵌入了不易消除的暴戾成分。
国际陷于孤立
冷战时期，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被我们称作资本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集权世界被我们称作社会主义阵营，两大敌对集团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等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竞争。
由于把阶级斗争当作执政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上便把那些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称作资产阶级政府。“阶级斗争理论”是以资产阶级为敌人，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的，因而，世界上所有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成为敌对政府。近20多年来，民主大潮汹涌而来，威权政府纷纷垮台，千百万人民挣脱独裁专制统治的绳索，生活在自由之中。今天，世界2/3左右的国家都已实行了程度不同的民主政治，而且无疑还会有更多国家走上这条道路。这样“阶级斗争理论”的鼓吹者势必四面树敌，陷自己于孤立。
在国际交往中，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阶级斗争理论”的鼓吹者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境地：一方面宣称要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一方面却要与最大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真正的战略伙伴，必须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而不彻底铲除“阶级斗争理论”，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鸿沟就不会填平，这种毫无共同理想和追求的“合作”就只能是出于各自眼前利益考虑的暂时的有限的关系，不会成为真正朋友。
一个没有政治朋友的国家，难以只靠其贸易额而成为政治大国。
阶级斗争理论，还使许多国人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西方”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从而谈“西”色变。“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种错误认识，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巨大障碍。
以落后抗衡先进，以愚昧抗衡科学，以专制抗衡民主，以人治抗衡法治，只能处处树敌，八方遭忌，愈来愈孤立，最后吃亏受害的是国家和人民。
总之，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践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一历史教训应当永远铭记。
今天，解决官民矛盾，化解社会危机，实现社会公正，惟一的正途是宪政民主。相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治的重视，会给中国带来宪政民主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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