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个现象令人担忧，那就是国家高速发展与医疗资源日益紧张的矛盾。
苏州的刘先生还记得，他曾在一家本地医院等待了数日，却无法就诊。“我不得不通过熟人帮忙挂号。”他说，“但即便见到了医生，我也不能得到床位，只能住在医院走廊里。”
尽管有此经历，今年46岁、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刘先生，依然拒绝向私营医疗机构寻求帮助，其理由并非经济问题。根据麦肯锡2012年的病患和医师调查显示，中国有30%的人口拥有某种形式的私营医疗保险，另有20%的人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购买保险。但许多中国人更愿意花几小时，在国有医院见他们信任的医生，而不是冒险在私营医院碰运气。
“民营医院的设备比国营差，里面的医生也没有很高的职业技能。”刘先生说。而他的观点在中国很普遍。
私人医疗集团和睦家庭特别项目主管约书亚·库奇格认为，民营医疗在中国医疗保健行业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它在消费者心中并没有很高的声望。
“最早的私营医疗运营者往往更加注重数量而非质量，这种做法导致人们觉得私营医疗不如公共医疗体系。”
然而，有迹象表明，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特别是年轻一代。
美国医疗企业中美互利公司专门在中国提供综合性医疗服务。过去3年里，其收益增加超过4000万美元。库奇格认为，这种需求反映了“文化的变革”。
“年轻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扩大。除了基础理疗需求不断增长，就连二级或三级护理这些以往私营医疗很难进入的领域，也在发生改变。”
库奇格还指出，过去他的许多顾客来自海外，但2013年，和睦家庭集团的中国和海外顾客已基本持平。此外，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私立医院高昂的收费（可能比公立医院超出10倍）渐渐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已经开始在二线城市设立医院，看中的就是中产阶级日益增强的购买力。”
尽管早在2007年，中国政府就发出信号鼓励和支持私营医疗保健行业的改革和发展，但当时和睦家庭集团服务的人数仅仅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2013年的报告，中国现在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涵盖了97%的人口，私营医疗机构现金收入所占比重也从2001年的60%，下降到2011年的35%。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寻求到解决医疗服务不足问题的途径。
就在8月，政府宣布7家海外独资的私营医疗企业可以在7个省市开设医疗机构。
Rubicon战略集团的创始人本杰明·索波特认为，中国人对于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持自身健康有着更为复杂的理解。
“他们有必须为自己的一切医疗费用买单的历史，但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中产阶级开始对健康提出新的问题。他们对预防保健有着更高的要求，而非局限于紧急医疗。”随着城镇居民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预防保健公司爱康的收益，从2011年的6823万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023亿美元。
来自深圳的23岁研究生张小姐表示，她的家庭受益于父母公司提供的年度体检，这项服务正是爱康公司做的。张小姐更愿意从移动客户端获取健康资讯：“我和朋友都下载了和健康有关的软件，我们每周比赛，看谁锻炼得更多。”从表面上看，现在的年轻人对医疗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务实、有批判性，而且以市场为导向。
然而，无论人们的态度如何，私营医疗的成本始终是消费者是否选择的关键。中国人更愿意享受只能在公立医院使用的政府补贴，而不是从口袋里掏钱贡献给医院。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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