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人事部在内的主管部门，并不掌握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因跳槽而被扣档案。但一个事实是，此类现象司空见惯，尤其在国有企业。因为大部分国企都具有职工档案的保管权，不必把它们寄存于劳动或人事机构。跳槽者拿回档案的方式也很简单———向单位交纳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补偿金”。
据调查，对于这个限制人才跳槽的手段，约40%的“跳槽者”选择了交钱息事———尽管按原劳动部的法规，这种做法并不合理。有10%的人表示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剩下的人则选择了放弃：“都市场经济了，还要那个东西干什么？”
“它确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而且一度带有政治色彩。”北京职介中心信息部部长丛培德这样解读档案的历史。今年53岁的丛培德，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已有10年。据他介绍，早在延安时代，党为了考核干部，尝试设立了人事档案制度。而档案的全面推广，是在1949年建国之后。那时的档案不仅是一个人的履历记录，而且是其政治生涯的体现———在档案包含的10项内容中，“政审”是最主要的一项。
直至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人才流动频繁之后，档案的功能才逐步演变为“职业诚信记录”，或者说是对一个人在某段工作期间的评价。当劳动者从一个单位转向另一个单位时，他的档案会随之转移，作为新单位了解新人的途径。档案开始为就业服务。“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留给档案的功能并未完全消失。”丛培德说。今天，如果你没有档案，如上所述至少会在3个方面受到影响。
北京祥琦劳动信息咨询公司总经理左祥琦告诉记者，由于档案在今天仍具备这些重要功能，所以企业就此向劳动者收钱十之八九可以达到目的。不出国、不考研可以，但你总不能不结婚吧？档案这些超出“职业记录”之外的功能，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
而档案的不透明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否定。左祥琦曾作为央视《今日说法》节目的嘉宾，参与过一个有关档案的案例的讨论：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周先生，5次求职接连受挫，因为原单位在他的档案中放了一张莫须有的鉴定：“此人曾利用职权骗取养老保险金。”当周得知此事后，便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原单位告上了法庭。
“如果不是周先生的一位朋友点破此事，他可能一辈子被蒙在鼓里。”左祥琦说，“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档案会跟随你一辈子，甚至在你死后5年之内都不能销毁，但谁也无权打开自己的档案看看里面的鉴定到底公正不公正。”
丛培德倡导档案改革。他说，全世界只有中国存在纸质档案。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一个人履历的记录已经完全电子化；在人员流动时，新单位参照的不是档案，而是求职者亲自带来的、由原单位作出的书面评价。
“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的功能将逐步退化。比如，目前在全国不少地方办理因私护照已经不需要档案。我估计，纸质档案在10年后将消失。”丛培德认为，“但目前由于档案的多头管理，会让这个改革进程艰难。”
记者在采访中也体会到了档案多头管理带来的不便。当与劳动部门联系时，对方答复：档案的有关政策应向人事部门咨询；人事部门则称：有部分问题他们也说不清楚，应由组织部门回答；而组织部门又说：他们只负责干部的档案，关于企业职工档案的问题，还是应该找劳动部门。
专业人士认为：国家应尽快协调档案的管理，不要“谁都管，谁也都不管”。而一些法律问题也需要尽快明确，比如说档案的所有权——说它是个人的，但不允许个人私自使用；说它是单位的，但单位也无权永久保留。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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