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形容人生四大美事，“金榜题名”列其一，可见古时人们对科举得中的重视。到了现代，科举虽废，高考仍被视作国家抡才大典，家庭教育投资的最终验收，以及个人人生方向的关键点，而站在关键点上的最大赢家，毫无疑问就是高考状元。因此，“状元现象”虽历经各种新教育观念的批判与冲击，但至今未见根本动摇。
然而，环绕于高考状元身上的种种神圣与神秘，最近却因为一个女孩的选择，而变得复杂和令人困惑——她，就是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届的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刘丁宁。
刘丁宁2013年的高考总分为668分，以辽宁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被香港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但是，当年10月，她即离开港大——同时意味着放弃港大72万元奖学金——重回高中母校复读。今年，刘丁宁再次参加高考，“学霸”实力暴露无遗，以666分的成绩，第二次摘得辽宁省文科的最高分！尽管网友对此惊呼“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但疑问还是扑面而来：明明已经在严酷的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拥有了个人发展的最佳位置，以及最充分、最自由的选择权利，这位状元为何还是下出一步出人意料的“悔棋”？
另类状元的国学梦
被卷入新闻漩涡的刘丁宁，在争议声中沉默了一段时间。然而，这位倔强而特立独行的文科状元，还是以流畅和略带尖锐的文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当然，也或多或少地，对那些并未深入了解她而随意发表的批评，进行了委婉的回击。
公开信的标题“请把我忘掉吧”，透露了这些批评在她心里引起的不快甚至是创伤。
刘丁宁前后两年成为全省文科状元，带给她的是天壤之别的境遇。第一年成为状元，她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女，不仅受到名校争相邀请，还有人提供不菲的奖学金；第二年她还是状元，在人们眼中却变成任性、狂妄、好高骛远、不通世事、高分低能的书呆子，甚至有人猜测她根本不能适应大学环境，而只是一个应试教育下的考试机器……
遥远的猜测和媒体的喧嚣，不能还原一个特立独行而又充满挑战精神的刘丁宁，反而是她的同学和老师的评价，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她的想法。这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女孩，在她的“公开信”中，引用文字的出处就有童话、名人名言、传统典籍和当代学者观点等多种来源，可见其阅读内容的广泛。而家长、老师和她自己的陈述，都透露她对中国传统国学以及北大传统都相当痴迷，因此退学重考的决定看似荒唐无理却又有迹可循。
现在，许多学生家长也好，社会普罗大众也罢，往往习惯于把高考看作一个终点——学生苦读和追求的终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取得高考状元的成绩，就是获得了终极成就、最高认证，从此大功告成再无挣扎和失败的可能。但是，任何有过学习经历的人都必须承认，学无止境，学习中的起伏、挫折也永远不会随着一个优异成绩的取得而彻底停止。刘丁宁的“悔棋”，其实正是这位状元，勇敢地、首次地承认了——自己在“状元之后”的一次学习挫折。与她经历的彷徨和不满一样，为数众多的当代大学生，对自己升入大学后的专业及学习环境极为失望，感到学非所愿、学非所能。但是，多数人选择适应和放弃，这也是这些年“大学无用论”、“大学荒废论”的现实基础。而刘丁宁的观点显然不同，她将高考成绩视作进入“自主学习阶段”的一个起点，当她第一次选择的学习环境不能实现其梦想，她宁可选择停止和重头再来。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毫无道理的时间浪费；但如果把判断标准放在一个人的成长尺度上，则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及时刹车，而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变道”走上正轨，这无论如何都是明智的选择。很多在不知所终的荒废中熬学历的大学生，并不是不想“悔棋”，只是没有刘丁宁这样的勇气和能力而已。
设计师们的困境
在传统上，中国教育曾经非常强调因材施教的灵活性，但是在长期统一应试的“调教”之下，“手段的灵活”已经完全迷失在“目标的单一”之中，丧失了对多样人才培养的能动作用。
仍举刘丁宁为例：刘丁宁第一次面对大学的选择时，她和学校双方，大约都是比较盲目的。她的选择，是父母师长苦口婆心劝说的结果，是72万元奖学金以及港大招牌的诱惑；而她长久以来对北大中文系的了解以及喜爱，在这样的“劝说”以及诱惑下，变得微不足道，最后统统被牺牲掉。而对香港大学而言，看起来招生很有主动性，凭借地位和实力在全国众多优秀学生甚至是状元中间随意挑选，但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被忽视了：港大对这些内地状元的了解，实际也微乎其微——恐怕只有一个晃眼的高考分数、状元头衔。$nextpage$
而对于一个人才的有效培养，仅了解其高考成绩是远远不够的，起码是不完整、不平衡的。那么，港大也好，北大也好，内地其他高校也好，它们有机会了解未来将进入自己教育体系的学生的更多情况吗？显然不可能。
中国的高中生，像是圈养在高墙深院中的珍稀动物，他们的知识饲料和养育方式，完全被学校以及以考分为核心的高中教育体系所控制，社会任何进步的理念和资源，都难以成规模、成系统地进入这个体系。这就导致：下一个人才培养体系，在面对将要“施教”的“材料”时，完全是盲目的，也只好用统一的标准与模式去雕琢他们，即使有时候不得不削足适履。
而教育最核心的一环——受教育者，在这样的“双盲对接”中，完全被动。他们的意见，几乎不会被“对接系统”所接受。
比如，在父母看来，孩子们考完试、获得分数，他们就完成了学习使命，剩下的规划则由“更了解社会现实”的父母和老师协商完成：哪所学校更有名，哪个专业更热门，哪种选择毕业后更好找工作、更能挣大钱……对刘丁宁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必须按照以上主题的排行榜，对照孩子考分一一筛选，这才是对他们的人生负责。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高分——名校——热门专业，而且是越来越高的分——越来越少的名校——越来越集中的热门专业，这样的组合几乎控制了整个从高中到大学的教育理念。
一项关于高考状元选择专业的调查，在今年高考前引起关注。这项针对1952年至201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3000名高考状元的求学与职业等状况展开的调查，发现状元们普遍青睐经济学、工商管理等“赚钱”专业。在这些专业领域颇有竞争力的港校，最近几年与北大、清华几乎包揽了全国8成的状元，其“争夺战”愈演愈烈，而过去在其他领域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颇有学术传统的一些传统名校，则渐渐退出了状元们的考虑范围。
于是一个悖论产生了：刘丁宁的状元身份，看似使得她选择学校的范围更大，高校随便挑，但从父母和老师的角度而言，选择的目标反而特别集中，无非北大、港大两三名校；否则，整个社会都会以一个固定的“分数——学校”对应关系来指责他们“毁了小孩的人生”——他们必须以社会“最热”、“最好”作为标尺，为孩子十几年努力做出个“最好的交代”，而状元本人模糊的、“幼稚的”个人偏好，则变得没那么重要……
状元的光芒与阴影
刘丁宁的选择，使她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但是，她在公共舆论空间能够谈及自己理由的机会很少，她的观点往往迅速被“教育资源浪费”、“迷信北大”、“伪国学”等等着边不着边的批评所淹没。
在难得的一次专访中，刘丁宁隐约提到自己首次高考后，选择港大时并不情愿。她的父亲后来也承认，家人给她“做工作”报港大现在看来是一个错误。而对于她的非常选择的最好注解，其实是她的一位老师专门为她制作的一个课件——竭尽全力。制作这个课件的目的，是为了向刘丁宁后来加入的学弟学妹们解释她的行为。刘丁宁是否参与了课件的创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和她后来的“公开信”一样，采用了寓言的讲述方式。这位状元和她的老师都认为，她从“不合适”的大学退学的选择其实相当简单而务实——那就是无论做什么、无论自己在什么位置、有什么样的条件，都要竭尽全力，竭尽全力地实现梦想。
显然，刘丁宁是一个不肯在中国僵化、功利和“全盲”的教育体系中，立潮头而随大流的另类。她也因此不得不付出复读一年、重新高考的成本。
这些年，香港高校与内地名校之间对于状元的争夺，已经变得公开而激烈。媒体几乎每年都要反复盘点比较报考北大、清华和港大、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状元人数。人们不断看到报道说，高考分数一公布，状元归属尘埃落定，新科状元家里立时车水马龙，招生老师热情洋溢，种种许诺相互攀高。
名校求才若渴，倒也不见得是对状元情有独钟、惺惺相惜，而盖因每“拉”来一个状元，对增加学校的名气和招生吸引力，实在大有好处。
这种不见硝烟的暗战，最终带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状元追捧”和“状元囤积”。而在一片舆论喧嚣以及种种利益博弈下，被匆匆送入那一两所顶尖名校的状元们，也未必全无悔意。虽然敢于“悔棋”的目前只有刘丁宁一个，但是因茫然而消沉、因不适而停滞的“状元的故事”，我们这些年确实听了不少。
总结刘丁宁的传奇，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中国教育体系中一个尖锐的矛盾：高等教育正日益普及，而受教育者的自由却比想象的要少得多；甚至，即使贵为“状元”，做出符合初心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难——你的选择要么看起来像一次赌博，要么就只好是附和所谓“社会主流”的一种功利主义。而那对于许多在个体未来设计上有要求更高的时代青年，显然是越来越难以接受的。
这样尖锐的矛盾，到底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得到重视和改变？整个教育体系又到底需要怎样的手术，才不会把对状元的宣扬再次变为“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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