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体而言，大多数人都会不同程度地拥有某种优越感，比如职业优越感、长相上的优越感等。这其实是很普通的事，人生一场，要求自己优于别人、越过别人、拥有比别人更为厚实的某种“资本”本就无可厚非，也无伤大雅，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四大皆空的大师傅，何况，哪怕是唐僧拿着观音赐的金钵也是有着小小得意的。而且如果人人都缺少这种要求，社会还会有什么进步？
但是，“过犹不及”的道理同样适用在优越感这一心理状态上。当个体的优越感一旦产生膨胀，或者扩大为以相同的个体为集合的区域性优越感时，就会使得个体或者这个区域的优越感变为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自负可笑，更为严重的是会使得具有优越感的本体不再具有危机感或自绌感，从而拒绝吸收，活力下降。久而久之，就会丧失平衡，迷失方向。
此种现象最为显性的表征就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各个地域的优越感比拼：城里人觉得农村人土，南方人觉得北方人野蛮，上海人瞧不起其余地方的人，深圳人总觉得他们要比旁人优秀，北京人驱逐东北人，香港人歧视大陆人……中国人常说的“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真成了说说而已。人有优越感就不可能平等待人，就可能起纷争，膨胀的优越性将消弭的等级制度再次建构。
传说中的港式优越感
相信不少人在去香港旅游前或多或少都曾被这样告诫过（或是朋友或是网上的旅行攻略）“去香港问路最好用白话或者英语，说普通话是不会有人理你的”、“打出租车前最好先看好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港币，以免造成麻烦”等等。假如这些告诫是对的，那么我想大部分香港人在面对内地人时，是有一种“香港式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来自于香港。
有网友就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参加国际会议时，香港人会说自己是“HONGKANGESE”。当会议组织者把从内地参会的CHINESE和HONGKANGESE混为CHINESE分组分在一起时，那些HONGKANGESE一定要跟人家说明，内地参会者是来自P.R.CHINA的，而自己是在英国受的教育，是香港人，从来没有去过内地一次，在内地都没有亲戚。
在他们的地域经济蒸蒸日上时，上述的优越感就会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地域意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被富人领养的孩子，虽然富人当初领养他可能是出于“防老”、“排遣”一类的目的，但是当他的生身母亲拖着一群经过劳顿生活折磨的兄弟姐妹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优越感——沾沾自喜的“优越感”。
奥地利心理学家A·阿德勒认为，人的总目标是追求“优越性”，是要摆脱自卑感以求得到优越感。他把人的整个生命动机作用完全归结为摆脱自卑感的补偿作用。他认为优越感就是想尽办法追求权力，企图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愿望。具有优越感的人，常常容易以不适当的方式（如高傲、固执、自我欣赏等）表现出这种心理状态。
如果上述优越表征还不够接地气，那么近年来曝光于网络的各种港式优越感，倒是可以让公众频频领略了，诸如蝗虫、不是中国人、各种港独等言论和表现。而最新的佐例便是4月末发生的两岁女童香港街头便溺事件了。
针对该事件掀起的舆论大战，很多评论直指香港人不是反感小孩当街撒尿，而是他们有了危机感，反感的是内地人。一财网发表《谁尿了香港的优越感？》的评论文章说：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女童的尿脏了地面，而是在于尿到了港人的优越感……港人与游客的冲突关键不在于这两个群体，真正让港人不安焦虑的是移民的内地富豪和优秀人才，他们在争夺本土港人的生存资源，正在让港人原有的优越感荡然无存。这是积累已久的情绪发泄，拍照是要取证，是要传播，是要嘲弄，要用内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来佐证港人所剩不多的优越感。文章对港式的这种优越感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并直指“即便是西方社会的文明标准，拍摄女童的私处是比随处小便更让人不能接受的行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连一泡童女尿都不能容忍的香港社会，其残存的优越性已经无需再尿了。”可谓，直接把传说中的港式优越感击了个七零八落。
而港式优越感的形成有其历史和政治上的必然性。在香港这片约1100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的690万人口，即便出生于本地，但其上一代或上二代都由内地移民而来。内地移民跑来这一片属于中国却由英国人管治的土地，为生计而辛劳，他们及其后代与内地产生了“疏离感”。1979年以后，尤其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协定以来，随着内地改革开放，香港与内地的经贸联系迅速拓展。香港居民对内地的“疏离感”逐渐减退，但是，对内地的“优越感”急速膨胀。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越涌越烈，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内地经济持续增长，香港经济第三次转型却很快陷入困境。上海、深圳等沿海大城市明显缩小与香港的差距，在若干产业或行业甚至领香港之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面对外开放，香港不再是内地与全球经济之间唯一的中介。严重的经济困难促使特区政府向中央求助，香港社会长期形成的对内地的“优越感”为求助意识所代替。香港与内地经济的关系迅速变化，使得大多数（香港）居民长期形成的对内地的优越感变得动摇，但是，优越感那么的根深蒂固，以致许多香港居民的内心因失去优越感而矛盾痛苦。
优越感逐渐消散的不止香港
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优越感”，并非只有香港。长期以来，北京、上海、广东都曾是各种优越感爆棚的区域。当前，因为小孩当街撒尿的小事情引发的香港优越感大讨论，已经在事实上将香港的优越感拉下马来，更有评论说如今香港人对内地人唯一能说三道四的只有拿“素质”说事了。随着开放的深入，香港在大陆城市中还能有多大优势？优势的丧失，必然会导致优越感的消散。
这就好比30多年前的上海。早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去过“大上海”的国人大多有这样的经历：像搬运工一样扛回大大小小的日用品，顺便捎回的，是对上海人的矜持、排外、自以为是的抱怨，并逐渐在全国民众心理刻画下了小气、素质与国际都市不符的形象。最近的事例便是2009年年初的“上海话事件”，以及2009年12月23日早晨，发生在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直播中的著名公共事件。（主持人晓君和小畅在播放音乐间隙用上海话调侃。一名听众发来短信称“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晓君在节目中回应：“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
其实无论是“上海话事件”，还是直播公共事件，已经不能说是上海的“排外”优越感所引致的了，而是上海人突然发现他们成了被鄙视排挤的对象，成了文化弱势群体。这种根本的转变，其实就是上海经济的根本改变。随着全中国的发展，上海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已经不明显了。而大量涌入上海的人群事实上开始掌握了大半的上海财富，他们成了那些“精英”，于是他们代表的文化逐渐成为主流，继而强势起来。而传统的上海文化的认同感不可避免的衰弱了。当你发现去商场买东西必须说普通话，当你上班的时候必须说普通话的时候，其实是上海话代表的上海本土经济的衰落。外来经济和本土经济的夹击下，上海更像是一个任人搏击的平台，而很多普通上海人只是随波逐流的观众。这种落差和风光不再所造成的痛苦在这次的事件中找到了宣泄口。而本质的原因是上海本土经济与大背景经济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是被赶超；而普通上海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竞争压力太大所造成的。这是无可奈何、又必须接受的事实。
而处在海峡对岸的台湾，近年来也同样体味到了优越感消散的痛楚。去年年底台当局某高官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台湾获得免签的国家或地区已达134个，“但我不好意思讲，有一个国家很大，但免签只有20个。”颇受媒体关注，更引起大陆网友的一片热议。对此，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王建民撰文《台湾人的优越感正在不断消耗掉》指出，也许免签是今天台湾所剩不多的自豪感与优越感，昔日更多的自豪感与优越感正在消耗之中。台湾经济奇迹没了，经济成就的优越感没了。台湾民主政治的优越感只剩下了领导人直接选举，除了民粹式的政治动员外，已没有了民主的基本精神与价值，甚至法制精神也已荡然无存。尤其是曾经令人信服的食品安全，随着一个个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爆发而彻底破产，不再有优越感。当经济衰落了，钱袋子薄了，日子苦了，台湾还会有多少自豪与尊严可言，还有多少对大陆的傲慢。
文明优越感VS地域优越感
揭露优越感的表象，文化差异和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因素，制度性优势是人为因素。中国幅员辽阔，政策扶持下的区域性发展不平衡，自然会导致先富后富的差别，户籍制度、与户籍捆绑的福利差别等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从而让先富的区域有了比较性的优越感，说白了这种区域优越感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优越感。
新中国成立后，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地方经济比原来的自然经济更具排外性，等级观念也并没有很好地消除。北京成为了政治中心，上海在中央调配下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这些不同程度上的政治倾斜，并没有惠及所有地区。譬如河南，则仅仅是被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为“确保农业基础”，其开放程度在中部六省中最低，2006年末的数据显示其开放指数仅为2%，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
而久遭诟病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户籍制度、城乡福利待遇等政策制度更是为享有政策庇护的人群以及区域继续保有优越感提供了政治保障。所以，要消弭区域优越感，最根本的问题则是，从体制上尽可能消弭差距和各地域的有规划、合理的发展。
相对于总能惹起纷争的地域优越感，我们应该更崇尚文明的优越感。一个讲究文明和体面的社会是不应强调地域优越感的，而是要把好的文明当成一种优越的表现。正如以往去香港的内地人都会拿港人当文明标杆，法治、自由、开放与包容是内地客赴港想要感受和学习的。近期不断引发争论的港人与内地客的纷争，说到底是部分港人没有经受住文明这块试金石的考验。
许多人都信奉西方的处世哲学。在西方，有一句话叫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人生而平等，只不过因生活成长的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而有差异，而有地缘族群之别。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香港人与内地人之间或者说各个区域的人群之间的交往互动，势必带来文化摩擦。社会资源的暂时紧张与再分配，各种计较与冲突在所难免。但长远而言，城市流动性带来的群体交流融合对于丰富城市基因、更新城市生命力意义更为重大。因此，文明优越感可有，地域优越感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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