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纠结的时代，既为警察用枪击毙凶残匪徒而喝彩，也为害群之马滥用枪支戕害人命而悲愤。只是让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是，关于警察用枪的话题，竟一时变得如此火热。其实，联系近期发生的昆明火车站暴恐等非常事件，以及广西贵港市民警枪杀米粉店老板案等问题，答案早已不言而喻。在人们内心深处，还纠缠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如何规制民警使用枪支，使其既符合国家法规，又满足处置险情之需，从而达致公权力和私权利之平衡？拉直这个问号，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
为用枪权打造制度笼子
警察是基于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以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危害社会为目的，依法实施警察刑事、行政行为的国家公职人员。警察所拥有的国家公权力便是警察权，而执法权力的象征和道具，便是枪支、手铐、警棍等警械。
枪支是一柄锐利的双刃剑。警察有了枪支，才能对抗和制止歹徒的罪恶行径，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然而一旦滥用，也将损害公民的切身利益。去年10月28日晚，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公安局民警胡平酒后开枪，将已怀孕5个月的某米粉店女店主吴某打死。尽管事后胡平被判处死刑，但他却非第一个，也非最后一个滥用枪支者。
1829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警察。与军队有所区别的是，制度设计者明确了限制使用武力的内卫原则。时至今日，“最小动用武力论”仍然是警察学最基本的原理。为了防止警察滥用枪支，世界各国纷纷打造规范体系，将其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国也不例外，从《刑法》到《枪支管理法》，从《警察法》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包括公安机关的诸多内部规章，都对警察使用枪支进行了授权与规范。
《枪支管理法》是警察用枪的授权法，根据这项重要法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和担负案件侦查任务的检察人员，海关的缉私人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用枪。
《警察法》将警察用枪限定在“紧急情况”下，该法第十条以列举方式将可以开枪的“紧急情况”规定为“在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非紧急情况用枪则属违法。
相比起来，《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更为具体。该《条例》第九条是授权性条款，第一款规定了警察判明有十五类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第九条第二款还规定，依照前款规定使用武器，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第十条、第十一条则是禁止性条款，规定了“不得使用武器”和“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的数种情形。
公安部门的内部禁令，同样是警察用枪的制度缰绳。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为贯彻落实依法整治、从严治警方针，维护公安队伍铁的纪律和良好形象，针对内部管理中突出存在问题，出台了“五条禁令”。关于用枪的规范，便在禁令中占了两条，即“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违者予以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者开除”，“严禁携带枪支饮酒，违者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
警察用枪的法律限制，不仅是专门的警察规范。中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反向观之，对于暴力袭警或者伤害公民的匪徒，警察用枪则应限制在“正当防卫”的规范框架内，否则便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建章立制尚需改进
尽管中国法律对警察用枪作出严格规范，措辞之严厉世间罕见，但令人遗憾的是，警察滥用枪支案件仍未能杜绝。究其根源，固然客观犯罪难以避免，过于严厉和抽象的法规制度亦难辞其咎。
诚然，人命关天，警察用枪必须严格规范，可一旦限制过猛，就会过犹不及。根据公安部11年前出台的“五项禁令”，不仅对民警个人违反规定使用枪支进行处罚，甚至规定“民警违反规定使用枪支致人死亡，或者持枪犯罪的，对所在单位直接领导、主要领导予以撤职”。
枪支一旦不慎丢失，对于警察而言就是“灾难”，轻则纪律处分，重则脱警服坐牢。为了避免“引火烧身”，一些公安干警尽量少用枪甚至不用枪。
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也感到枪是个“烫手山芋”，几欲脱手而后快，直至决定将枪支上收“集中保管”。尽管根据1999年实施的《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配备、使用枪支的警察必须进行专门培训考核，每年组织一次以上实弹射击训练。但实际上除了刑警、特警等特殊警种外，很少有基层民警能达到要求。
也正是畏首畏尾、疏于训练，当暴恐事件等紧急情态出现时，一些持枪警察慌手慌脚。2008年上海袭警案中，闸北分局大楼内，6名警察被凶手杨佳用一柄匕首刺死，让警察能力备受诟病。2011年1月2日，山东泰安的两名未配枪警察和一名协警在侦查命案时，被嫌犯用猎枪打死，舆论在表示悲痛的时候，也强烈质疑“为什么不配枪”？
从2014年4月初开始，由公安部统一部署，在全国公安系统全面展开的“大练兵”，警察们开始参加“依法使用警械武器专项训练”。但影响警察正确行使枪支的，不仅是个人能力，还有欠缺细化的法规。以《警察法》为例，尽管列举的“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等行为比较具体，但法规中指出的“其他暴力行为”，又是何种紧急情形？暴力事件的发生，或许就是短短数秒，警察们又当如何判明和把握？
再看《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作为对《警察法》进行补充的法规，区区1000来字，还难以担当重任。事实上，《条例》并没有解决《警察法》中的操作性问题。比如，《条例》规定的警察用枪条件，包括了“暴力抗拒或者阻碍”警察执法或者暴力袭击警察“危及生命安全”。问题是，“危及生命安全”又如何来判断？万千警察的认识尺度又如何统一？
再有，上述法规也未能明确对于警察用枪的审查程序。2014年5月15日，云南昭通市镇雄县警方将一个驾驶车辆堵镇政府大门的男子击毙。该男子被击中之后，车辆失控导致3名路人受轻伤，开枪警察当日即受到昭通市公安局表彰。5月20日，镇雄官方对外通报称，当地检察院依法认定“民警开枪时机恰当、处置合法”。
然而，却有目击者反映，当时该男子虽然手中持刀，并未造成太大危险。再看《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处理一般治安纠纷以及群众上访事件时，不得使用枪支，在繁华地段也不得使用枪支。认定警察用枪合法与否，显然不仅是当地公安部门或检察院的份内职责，导入专家力量并将审查报告公之于众，也应是不可缺少的法定内容。
如何才能解决法律不够匹配的问题？有两条路径：一是对《条例》进行再修订，使之更加具体和细化，更加富有可操作性；其次便是修改《警察法》。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马振川就有类似建言，认为将警察开枪的情形入法更能体现法律严肃性。但无论采取何种路径，都需要拿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法规制度。
为警察用枪注入更多法治精神
使用武器，是警察权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手段。一旦遭到滥用，我们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是以，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不出现公共安全与秩序受到严重威胁、个人生命健康危在旦夕的情形，这种最后手段决不能使用。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警察用枪权看作是洪水猛兽。因为，这也是抗击暴力的最后手段。“是”与“非”的平衡，就在一个“法”字上。
对于立法者，应穷尽立法技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警察撑起一片法律蓝天。一起起司法审判事例，同样承载着规范警察权、警醒执法者的重要使命。正是拜1966年的美国联邦法院判决的“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案”所赐，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得以建立，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利益。
对于公安机关，则应在严格执行法规的基础上，当让警察按照程序放心用枪、准确用枪。借鉴西方国家包括港澳地区的经验，经常性的用枪训练同样不可缺少。只有实战化的训练，才能让正确用枪成为警察处置险情的第一选择，才能让持枪上岗成为一种常态。
在英美等判例法国家，程序正义理念深入人心，在紧急时刻，程序判断优先于实体判断。只要遵循法定程序，警察开枪就不必为后果负责，即便结果不那么妥帖。如此，再看那些更为严格的法外“内部禁令”，看似亮眼，反倒成了自缚手脚的绳索，不如去掉为宜。
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是对警察和公民法治精神的塑造和培养。冷冰冰的枪，如何才能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使用的人。
公民法治精神同样重要。据有关专家介绍，发达国家警察涉枪纠纷较少，面对舆论压力也相对较少，与公民熟知本国警察用枪法律不无关系。加之，这些国家民众有较强法治观念，社会具备成熟的法治氛围，人们知道面对警察盘问时不要试图逃跑、动作要缓慢等，如此因警察误判而导致错杀概率就会降低。但在中国，公民相关法律意识还远远不够，也警示我们从法治教育上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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