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奉化一栋建成仅20年的住宅楼“粉碎性坍塌”，再次将建筑安全的话题引入公众视野。媒体调查发现，奉化城镇地区至少还有35处危楼。危楼的威胁并非只存在于奉化一地，近几年频现报端的塌楼事件，让很多人都开始关心一个问题：谁来消除我们的危楼之虑？
建筑大师沙里宁有句名言：“建筑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从中你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抱负。”揆诸现实，不少中国城市的“建筑之书”记载的内容可能并不光彩—住建部官员几年前曾公开表示，“我国城市房屋建筑寿命普遍较短，平均不到30年。”检索以往塌楼新闻，出现事故的也大多是“年轻建筑”。
官方惯用“干湿交替”、“泥土位移”等说辞解释塌楼原因，但这难以掩饰建筑质量不达标的事实。很多建筑在最初的设计和建设上就有不少质量隐患，后期的改建和改装又进一步加剧了质量问题。
比遭遇危楼更让人不安的，是“脱危”机制的缺失。从奉化的塌楼案例来看，安全隐患几乎存在于建筑质量保障的所有环节。更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危楼如今已找不到当时的责任人。这固然与那些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宅楼产权归属比较复杂有关，但缺少严格的责任终身制也是关键原因。没有明晰的责任追查机制，一旦出了问题，自然容易出现互相推脱的情况。
在香港，政府对开发商的监管很严、楼盘质量比较过硬，房屋修缮的责任明确以业主负责为主，但政府会联合行业协会、保险公司等为民众提供公益性帮助；在韩国，政府部门会牵头做住宅再生工程，将建筑主体留下而其他部分进行改建，达到焕然一新的效果，这种旧房改造本身就是公益性的。
每一例塌楼事件，都会加剧民众对建筑安全的担忧，也给政府部门防范悲剧事故鸣响了警示枪。很多上世纪修建的良莠不齐的建筑已进入“质量报复周期”。要消除民众的危楼之虑，有必要在机制上明确旧楼加固修缮责任，亡羊补牢式地排除危楼危房的安全隐患，为建筑安全和生命安全“上保险”。
（汤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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