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5日，一对大陆年轻夫妇带着两岁的孩子到香港游玩。途中孩子想小便找不到厕所，两人只好让他在街边解决。没想到，这招致路人不满。有一名《苹果日报》记者当即拿出手机拍照，最终与这对父母发生冲突。
这不过是一起茶杯里的风波。但风波迅速发酵，最终引发陆港两地间至今未停歇的口水仗。4月27日，更有约30名香港人带着“大便”道具，到尖沙咀街头模仿两岁幼童便溺事件，并与周围不满的大陆游客发生争吵。一起偶发事件，迅速上升到群体冲突。
“每个旅游的人出境（旅游）时，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的形象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旅游达人孙剑在网络上有个更响亮的名字：“行走40国”，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游历了近90个国家和地区。他说，并非是游客想代表中国，“别人在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只知道你是中国来的，看到你的不文明行为，他就说你是中国人。”于是大量的游客个人陋习被贴上了“中国”的标签。
导游王橙就被这样标签化过。当时她带着团员在餐厅就餐，一些客人觉得早餐面包的皮是硬的，就把里面的芯抠走，把皮留下。他们吃得很有技巧，以至于服务生收拾桌子时都没看出来。“他一边收面包一边说，不吃拿这么多干吗。”王橙看到后，赶紧喊住服务生，提醒他面包是吃过的，“服务生很惊讶，拿起来一看，里面是空心的。再一看，还有满桌子的奶酪。当时他就说了句：‘你们中国人才吃饱饭几天啊，就这么浪费。’”
“中国游客来了”
事实上，中国人出国旅游的时间比中国人吃饱饭的时间要晚很多。
1997年，中国正式放开公民自费出国旅游，其标志便是《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的正式实施。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小安介绍，此前出境旅游多为探亲游以及公务性质的出访活动。
虽然这个管理办法相当严格，在公民出国旅游问题上，“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有控制地发展”，但出境游人数仍然出现了迅速增长，从1997年到2001年的5年间，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人数由532万人次增长到1213万人次。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出境游人次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增长，到2008年已达4584万。到了2014年，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报告称，第一季度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就达到2640万人次，出境旅游花费超过340亿美元。按照这个趋势，今年中国出境旅游的人数和境外消费与去年相比还将大幅增长。
于是对中国游客，世界从来没有这么纠结过：虽然不喜欢一些中国游客的粗俗无礼，但又紧盯着这些人鼓囊囊的钱袋。任何一个与中国签署双边旅游协议的国家，都在记挂着这个市场，想方设法抢夺中国客源。
奥巴马政府，早已推动美国驻华大使馆增加人手，缩短签证等候时间。泰国和日本政府首脑更为直接：2013年泰国总理英拉把中国导演徐峥请进总理府，感谢他的电影《泰囧》为泰国吸引了大量中国游客；2009年，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访华，专门接见了冯小刚——后者执导的《非诚勿扰》，为日本尤其是北海道介绍了大量中国游客到访。
世界最重要的媒体，CNN、《经济学人》、《福布斯》……都在做同题报道：“中国游客来了”。它们精心计算着这些游客的价值，观察着这些游客给各国旅游市场带来的变化。2011年春节过后，《纽约客》记者欧逸文跟随一个中国团到欧洲旅游，并用近8000个英文单词的篇幅，记录下了中国游客在欧洲十日里的遭遇和变化。
包括欧逸文在内的国外媒体人发现，商家的反应比政府更快，走得也更远：奢侈品商店里，出现了汉语导购；酒店客房增加了中国电视频道，有甚者还根据风水原理搬移了床的位置；他们还准备了中式早餐——吃不惯硬壳面包，想喝米粥？有的；原本不提供热水的客房里，也因中国游客的习惯而改变，爱泡方便面的游客有福了……
北京碧山国际旅行社创始人张玫则对媒体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富裕的游客，点着香烟走进意大利米兰一个奢侈品店。当被店员要求熄灭香烟时，这位女士回答道，如果允许自己在店内吸烟，她将购买20个皮包。很快，一个烟灰缸出现在她的面前。$nextpage$
历史变局
时间需要再往前推139年，关于中国人与世界的关系才能看得更清楚。
以郭嵩焘为代表的群体身影，在这个时代开始显现。这位读了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天朝上国”观念的满清老臣，1875年被派到了伦敦，出任驻英大使。在闭关锁国的氛围里、因循守旧的官场上，这样的职位是很不体面的。
国外的游历，很快让他接触并接受了英法等国的先进观念。他旁听英国议会辩论，肯定其政治体制的长处；也能看到西方文化的优点，把柏拉图与孔子并列。他希望把这些观念传到国内，效法西方，师夷长技。
这位观念远远领先于时代的中国最早的驻外使节，真正开眼看世界的政治精英，最后落得一个“汉奸”的骂名，丢官弃职，郁郁而终。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与外国的接触愈加频繁，比郭嵩焘接触到的更为激烈的思想，相继通过出国游历者传到国内：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鲁迅、费孝通……这些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充当了中国民众看世界的代理人，通过他们的眼睛，为国民打开了一道窗子。新鲜的知识与理念，被介绍进来，开风气之先。
这是一场中国与世界接触并融会的风潮。而这场风潮，终止于1949年。因为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等原因，中国政府对公民出境的控制，变得异常严格。自此，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民间对国外的了解，除了少量私人渠道外，绝大多数国人只有官方媒体这唯一的渠道——在它们的描述中，西方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政府腐败丛生，社会犯罪频发。以致开放出国旅游之后，许多人对国外都充满恐惧。
《解放日报》曾刊登过一篇报道，上海一名女子1974年申请护照出国与未婚夫成婚，经过种种渠道都被驳回，直到1977年，其未婚夫写信给邓小平，得到邓的批示，才拿到护照。
邓小平的批示，也为日后的开放定下基调。1980年代，大陆人到香港、澳门的探亲游逐渐放开。随着中国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最终完全开放了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的大门。
中国公民终于有机会，抛开官方的叙述，通过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开门看世界”
“出国旅游是一个文明交流的过程，对中国游客而言，也是一个提高文化素质的过程。”魏小安说，即便有少数人素质不高，但“这些现象出现后，也会引发人们对如何文明旅游、展现良好公民素质的思考，慢慢的，中国游客的行为也会变得比以前更文明，更有素质”。
十几年里，见过国人太多不文明行为的旅游达人孙剑，也感到变化正悄然发生：“一开始中国人还没有什么机会出国，主要是那批早期做生意的人，一些暴发户，”孙剑说，“但是这几年随着签证没有那么严了，出国的人也多了，有很多白领加入进去，整体来讲会好一些了。”
谈到大陆游客就一肚子不满的香港年轻人hoyi也承认，这两年，大陆游客到香港不排队、在港铁上吃东西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只有冒着“文明冲突”的风险，到国外走一走，了解到对方的生活方式、社会规则，才能更好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纠正，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马克·吐温根据1867年到欧洲和地中海东部的旅行写成了《傻子出国记》，书中的美国游客说话大声又粗野，当其他人都非常安静、规规矩矩的时候，美国人却肆无忌惮地大笑。但是，整个旅程结束后，这些游客的行为却有了极大改观。”
欧逸文在给《纽约客》的报道中写道，“正如英国诗人萨穆尔·罗杰斯所说的：旅行，在人们心中播下了质疑自身缺点的种子。”在跟随中国团的十天时间里，欧逸文就深切感受到了旅行的这种变化，他的团友们逐渐接触并认识了一个真实的欧洲：混乱喧嚣的观点在媒体上同时存在；一个在政治争辩中形成的安全机制如何有效保障民主社会的运行；缓慢的生活节奏……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对那匆忙、蜻蜓点水般的游历感到厌烦，一些人甚至希望能放弃去从小就听说过的比萨斜塔拍照留念的计划，而在佛罗伦萨多停留一刻。
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延续，在郭嵩焘出使英国139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与外界接触过程中所遭遇的文明冲突、价值观的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等问题，再次以旅游的方式呈现出来，只是这一次，文化冲撞的主体是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它的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相比起来，埃及神庙涂鸦、香港街头的便溺、法国卢浮宫门前的广场舞等风波，看似热闹，但不过是一百多年里的尘埃一粒，它迅速被微博上泛滥的信息淹没。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则继续在“国外大门常打开”的氛围里，走出国门。
这些人注定将会给当下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变化。如果你要问这些普通人会有多少，中国旅游研究院会告诉你：2014年，很可能会达到1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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